张月姣，女，汉族，中共党员，年10月出生，吉林省吉林市人，原外经贸部条法司司长，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原主席，世界银行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原仲裁员。她是第一位世贸组织中国籍“大法官”，长期奋战在中国外经贸法制建设第一线。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其“改革先锋”称号。
改革开放元年，也就是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调到了国家进出口委，也叫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级别很高，主任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副主任是汪道涵等。
年，我从法国回来就认识了汪老，当时汪老还没有恢复工作，我们在一个小组里学习，他非常博学儒雅，非常爱读书，时不时去北京琉璃厂找寻一些经典的国外著作。有一天他把法语的莎士比亚剧本送给我，而且还用英语背诵了其中的一段话，我很受感动。他对我说：“法语是国际谈判的重要语言，但是国际上最重要的商业语言还是英语，你学会了英语，那翅膀就会更‘硬’了。”我记住了他的话。当时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我把小孩拴在床边上，自己拼命学习，很快就通过了国家英语的专科考试。
我年到进出口委工作，当时的执行主任是汪老。国务院各有关部门一起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中国法制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无法无天”，中国没有《公司法》，没有《合同法》，也没有《民法》。要吸引外商投资，必须要建立起一整套的法律制度。当时我们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研究国际法，加快涉外经济立法”。中国第一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虽然只有15条，但是这部法律精炼了有限责任公司的基本原则、合同法平等互利的原则，也包括劳动法、税法、海关法等等，后来这部法为我们全面的涉外经济立法，以至国家的法制建设起了里程碑式的作用。
我是年作为国家首批公派留学生到法国留学的，“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回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我有机会到世界银行的国际发展经济研究院去学习，参加了国民经济高级管理班。在这次将近半年的学习过程中，他们对我在国际经济立法方面代表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做法很赞赏，所以希望我能够到世界银行去工作一段时间。经过国家的批准，我到了世界银行，成为中国第一位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法律顾问。
当时的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我把孩子放在国内亲戚家，我女儿当时只有3岁，在幼儿园急性阑尾炎发作，要上手术台了却没有人签字。当时我在华盛顿接到这封信后，跑到厕所痛哭了一场。我想我无论如何不能辜负家人、国人、党和政府对我的支持，我要拿出全部的力量，把两年当作5年、10年去用。我擦干了眼泪，又回到了谈判桌前，代表世行去谈判。
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时还听说了一个消息：如果学习对口专业，所有的学习成绩在B+以上，拿到成绩单可以报销学费。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于是我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通过了托福考试，拿到了乔治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白天工作，晚上读书，除了念硕士课程，凡是有名的教授讲课，都慕名而去，和他们交流。我用了一年多的业余时间，获得了乔治敦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当我把成绩单拿给世行主管教育的人时，他们都感到很吃惊。因为即使是全职脱产，通常也需要近两年的时间才能读完，而且成绩不一定有这么好，“这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到”。
改革开放40年，就是中国法治建设的40年
回国以后，我投入到了国内的涉外经济法立法工作，参加了《涉外经济合同法》的起草以及《公司法》的起草，还有彭真委员长领导的《民法通则》的起草，夜以继日地工作。我还和同事们一起去新加坡和美国考察《投资企业法》，受益匪浅。经过国内外广泛的考察、讨论和研究，最后制定了《外资企业法》，这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是首创。
后来国务院机构改革，外资管理委员会合并到新成立的对外经济贸易部，我在经贸部条法司先后做了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司长，参与了国内几乎所有的重要涉外经济法律，包括《合资法》、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外贸法》、《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起草。
我带着专家组到美国、欧盟，关贸总协定秘书处，研究他们的反倾销与反补贴的规定与实务，结合中国外贸体制改革和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贸易协定，与各种专家交谈研讨。从中国国情出发，参照国际条约，特别是关贸总协定以及外国的外贸立法的先进经验，我们完成了中国《对外贸易法》的起草工作。年中国外贸法公布以后，当时的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副部长回来告诉我们：对这个《对外贸易法》，外国人提了三百多个问题。我说：没关系，我们每一条都有根有据，给我在日内瓦安排半天的时间，我去解释。后来中国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工作组安排了半天时间，我在WTO最大的会议大厅，用英语把《对外贸易法》的每一条条文都解释了，下面听得鸦雀无声。我一再问他们“还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说明中国的《对外贸易法》完全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当时，很多外国专家给我鼓掌，会后甚至还有粉丝和我照相。从此以后，对中国《对外贸易法》的挑战和质疑就停止了。所以说，我们做任何事情，一定要从根上研究透，要有理有据。在任何时候讨论我们的法律，只要有依据，就会理直气壮。
除了起草《公司法》以外，我们还起草了《涉外经济合同法》。年，中国、美国、意大利率先核准加入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这在国际上是一个奇迹。因为《合同法》被视为民事行为的法律规范，很少拿到国际上通过一个公约。当时只有3个国家：中国、意大利和美国，现在已经有多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的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所以我们的工作不仅是对中国法治建设的贡献，也是对世界法治建设的贡献。
法律的制定，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充分的保障。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就是中国法治建设的40年，谁也不能否定这个事实。在国外，如果一个法律人参与了一部法律某个条款的修改，都会写本书。当不少国外同行听说我参与了这么多法律的起草，都觉得很不可思议。我觉得这是时代给我的机会，是国家的改革开放给了我这个机会，我确实是时代的宠儿。
亲历12年中美知识产权谈判
我在经贸部的工作中，经历了很多国际谈判，包括与50多个国家的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中美知识产权的谈判，以及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
国际谈判表面很风光，但实际上是非常艰辛的，大家是抱着捍卫国家利益的心情去谈判的。年，我第一次就中美知识产权到华盛顿谈判，和美国贸易代表关于特殊条款进行交涉。我们为什么在谈判期间到华盛顿塔下面？因为在国际谈判中，大家都忌讳被对方窃听自己的谈判计划和策略。美国代表当年到我们的钓鱼台国宾馆，我们给他们准备了10号会议楼，让他们写草案。他们不用，宁愿大冬天在池塘边研究他们的方案。我们也学他们，我们也要保密，所以我们每次讨论都是在外边。
现在中美贸易关系遇到了困难，我想告诉大家，我亲身经历了12年中美知识产权的谈判，中间就有三次贸易报复、反报复。我体会到，中美两国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与美国社会制度不同，中美贸易的迅速发展也产生了不少贸易摩擦。但是中美双方有很多共同利益。中美之间必须加强相互了解，求同存异，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这也是对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的贡献。
年我和吴仪部长去美国谈判，我们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我们公布了《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而且还参加了专利保护的公约、马德里协定、伯尔尼公约等。美国是在《版权法》公布年以后，才加入伯尔尼公约的。我们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参加这个公约，说明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态度和力度是国际一流的。
但是我们去美国和美国代表团谈判的时候，他们非常霸道，在谈判桌上十分尖刻。他们对吴仪部长谈话时表示“我们是在跟小偷谈判”，对我们的民族自尊心造成了极大伤害。吴仪部长说：“我们是在跟强盗谈判！”中国代表团立即起身离开了谈判桌。这次谈判，我们还没有谈几个方案，美国代表就把谈判大门关上了。既然他们已经送客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没有握手就走了。
回到代表团后，许多代表团成员都哭了。吴仪部长决定：立即回北京。可是机票一时订不上，公务舱根本没有。吴仪部长说：不行，一分钟都不等，马上就走。我们到机场等到了经济舱的座位，挤在经济舱最后一排的座位，经过18个小时飞回了北京。到了北京以后，立即就去国务院汇报。
年，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这个协议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我后来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多次见过基辛格博士并与他交流。他认为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成功，对整个中美关系非常有利。
“中国人无论如何要站着讲话”
我53岁那一年，经过面试，过五关斩六将，被选上在亚洲开发银行任助理法律总顾问。
我去亚洲开发银行工作之前，大家为我送行。我说一定不辜负各位老师、各位专家的嘱托和信任，一定把工作做好。
到了亚行总部，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说：中国来了一个高官，能胜任亚行的工作吗？他们把文件全部放在我桌子上让我修改。我每个周末都在办公室，仔细阅读文件，把有问题的都给他们退回去修改。后来经过几次，底下的人说：这位领导太厉害了，我们报文件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后来，副行长请我给全亚行高官讲课，我说可以，讲一个礼拜，这些官员都要签到、要考试。我给他们做了很多讲义，现在我们可以做PPT，那个时候找材料、打字都很困难。讲到第二天，法律总顾问到我办公室说我讲得太好了，我们都改变了对你的看法。
当时，我支持亚洲开发银行对中国的投资、对中国项目开发，还成立了中国代表处。后来因为我做得很好，每年都会被提级，从助理法律总顾问提到副局长，提到区域副局长、大湄公次区域局长，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
我在国内工作习惯了加班，在亚行也是，我常常带一条小毯子到办公室，晚上就在办公室里过。我提出了口号：“要行动起来”，不要老说空话，要谈合作协议，要搞项目。我们召开了首届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高管和首脑会议，六个国家的总理都来参加了。我体会到远亲不如近邻。区域合作使不同国家的路相通、货物畅通、人相通，增强友谊，发展贸易和投资。促进贸易便利化，使区域和平发展，消减贫困，共同富裕。
后来我又进入西非开发行，做中国的首任董事。因为当时央行周小川行长要找一个既会英文，又会法文，有国际开发机构工作经验的人，我正好从亚行退休了，就到西非开发行做董事。
5年，我们在多哥举办了一个“中非经济日”，请了五个国家的副总理参加，一共五百多人参会。这么大的一个会议，我要用法文演讲，还要组织会议，体力透支得很厉害，再加上受凉，腰疼得直不起来，讲话都喘不上气，人也站不起来。有同事帮我买了一根拐杖，我说这不行，太有损中国人的形象了，中国人无论如何要站着讲话。所以我让助手在多哥找医生，他们找到一个赤脚医生。她说我得的是非洲的湿热病，可以为我治。但她没有一次性针头，手头用的针都已经发黄了，当时陪我去的是一位人民银行的司长。他说不行，你的身体很重要，国家还需要你。我说我就赌这一回了，明天的会议无论如何要站起来。我当时躺在板床上，想到周总理讲过“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就这样输了三个半小时的液，晚上医疗队又给我送了一些按摩的东西，第二天我就站起来了，不仅在会上发言，还跟着非洲鼓队跳了舞，唱了非洲的歌。我想，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
7年，商务部推荐我竞选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法官。经过两轮激烈的遴选，7年11月23日，我当选为世界贸易组织争议解决的终审的上诉机构7名成员中首位来自中国的法官。上诉机构的法官必须是独立、公正、专业、敬业，世界公认的法律、贸易和WTO法事务的专家。我与其他法官办理了很多上诉案件。
8年5月20日张月姣女士在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总部正式宣誓就职
年，我被选为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主席。世贸组织的工作挑战大、专业性很强，国家对我是全力的支持。
在世贸组织主办公楼到餐厅中间，挂着一幅中国书法，上面写的是“行胜于言”。这是我把世贸组织的代表请到清华大学时，请一位书法先生写了很多幅字，我买了送给世贸组织的每一位专家。一位副总干事说他喜欢这副字贴，于是就把它挂在世贸组织里面最显眼的地方，希望大家少说空话多做实事。我离开之后，这幅字还在。
张月姣女士同两名外籍法官在“行胜于言”前合影
年10月26日，我结束了在世贸组织上诉机构8年零9个月的工作，在最大的会议厅里，做了一个很长的告别演说。当时大家都很激动。世贸组织上诉机构会议室有一面很大的墙，每一位前法官的相片都会留在墙上，他们把我的照片也放在了那面墙上。
张月姣女士在WTO作告别讲演
年，结束了WTO的法官生涯以后，我听到我国加入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已经25年了，还没有一位中国专家在里边办国际投资争议案件，而欧洲有72位专家，我心里有点“不舒服”。我想，不管我多大年纪，我还要继续做，我要继续为国家、为国际的公平正义和法治事业做工作。所以，商务部钟山部长亲笔写信推荐，世界银行行长、兼理事会主席金庸亲自批准，我成了理事会主席指定的世界上10名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仲裁员、特委会委员之一，任期六年。现在我正在办理一个撤销投资仲裁裁决的大案。
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特别是我们的眼界更开放了，在国际组织能够承担更重要的工作。现在，中国人在国际组织做事情的也越来越多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但是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学习，要有国际视野，要有兢兢业业的研究精神，要为国际的公平正义、和平发展奉献。我们要继续坚持国际法，坚持多边贸易的规则，反对单边主义。我们国家的经济强大了，国家实力强大了，就有定力，能够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觉得对目前的中美贸易摩擦应该辩证的看。机遇总是包含危机与机会。我们面对机遇，要更好地用知识充实自己，要坚信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而且比他们做得更好。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相信会做得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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