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伊莎白
（IsabeiCrook，岁）
北京外国语大学创办人之一；
著名人类学家。著有：《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与俞锡玑合著）；《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与其丈夫大卫·柯鲁克合著）。
时间：年月日
地点：北京外国语大学伊莎白的家
受访人：柯马凯
（MichaelCrook）
伊莎白的儿子
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
北京京西学校董事
时间：年6月1日
地点：成都红专西路小学
采访手记年秋季，我就读于成都弟维小学，后来更名为红专西路小学。年6月1日，在该校举办的百年庆典上，我再次见到了柯马凯。
柯马凯的姥姥饶珍芳（MurielHockeyBrown），是一位胸怀壮志的传教士，在成都认识了同样毕业于多伦多大学的传教士饶和美（HomerG.Brown），与之结为夫妇之后，按规定不得不放弃传教士身份。对此，伊莎白一直为母亲鸣不平：“这太不公平了！她是一个多么优秀，多么能干的人啊！”饶珍芳便倾尽全力办教育。年，她生了“双胞胎”：一是生下女儿伊莎白（柯马凯的妈妈）；二是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蒙特梭利幼儿园，同时参与创办了弟维小学。她还曾兼任成都盲聋哑学校和CS（加拿大学校）的校董。
饶和美（HomerG.Brown）年来华，曾任华西协和大学教育系主任。一战爆发之后，赴欧洲战场当翻译，负责与中华劳工团的协调工作。一战之后，又回到华大任教，直到年回到加拿大，前后为中国教育事业工作了近30年。
交谈之中，我得知，柯马凯的妈妈伊莎白，年12月15日出生于华西坝。柯马凯说：“大约是上世纪20年代，我的曾外祖母就来中国，帮助我姥姥带孩子。这样，算起来我们家族前前后后有6代人在中国生活和工作。我姥姥创办了蒙特梭利幼儿园、弟维小学；我妈妈在中国，主要做人类学研究、英语教学，抗战期间也从事过幼教工作；加上我的女儿，在北京从事幼教，6代人中有3代人在中国从事过，或正在从事幼儿教育，真是天大的缘分啊！”
向素珍和老照片组的朋友们，说起伊莎白，就像说自己家的老奶奶。她在中国土地上一百年，写下了两部极具学术价值的人类学专著，其丰富的百年阅历，更是我们应当认真捧读的人生宝典。
一、走近伊莎白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老家属院，密密匝匝挤满槐树，趁最后一场春雨洒过之后，那一团团槐花便开得遮天敝日。暖风一吹，雪白的花瓣，带着山野的香气，扑面而来。相比贵为王者的兰花，槐树就是村姑了。村姑难登大雅，鲜见骚人墨客咏槐花。只有一首四川民歌《槐花几时开》，流传多年，婉转唱出村姑的恋情。
在槐花飘雪的四月天，加拿大老照片组的负责人向素珍引领我去北京外国语大学家属院，拜访伊莎白老奶奶。
她住在年建成的仅有四层的教工家属楼，在新楼林立的家属院中显得又老又旧。学校曾给补贴，让伊莎白入住现代商品房，她不愿意，一直留在60年难离舍的老屋。
下午三时，柯马凯准时站在三单元门口，迎接我们。他是个身穿体恤衫，脚蹬北京布鞋（向素珍说，他经常穿的是解放鞋），一口纯粹京片子，若不看面孔只听声音，绝对想不到他是外国人。
刚刚打开单元门，一只小白狗汪汪叫着，冲着我欲作攻击状。柯马凯轻轻喊道：“冰粥，别嚷嚷，这是客人！”
冰粥果然听话，呜呜两声，嗅嗅客人，“安检通过”，放行。
老楼房没有电梯，伊莎白每天还要上下三楼，散步和做体操。在一楼到二楼的拐弯处，柯马凯指着一张椅子说：“这是给妈妈准备的，让她上下楼可以歇一歇脚。”
伊莎白住三楼，三室一厅，大约90平方米，相当拥挤。长条型的客厅放着一张方餐桌和两个长沙发，书架上密密挤着书籍与相册。靠着沙发的墙上挂着柯马凯的中国书法楹联“鞠躬尽瘁”、“死而后己”，楹联中间是周恩来的画像。靠餐桌的墙上挂着“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楹联，楹联中间是年北京解放时的毛泽东的画像。细看书架上，有中国总理李克强和伊莎白，在国务院的春节招待会上亲切对话的相片。
简单扫视一下客厅，就可想见伊莎白与中国有多深的渊源！
刚刚午休过后的伊莎白容光焕发，双眼清亮，一进门便与向素珍拥抱，再与我握手。她皮肤白晰，腰板挺直，头发浓密，口齿清楚，全然看不出是百岁老人！
伊莎白有一串令人敬重的头衔：北京外国语大学荣誉教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荣誉博士、人类学家。一见面，就感觉到她有一种亲和力，这是长期做社会调查，在最短时间能让人掏出心里话的本事。
柯马凯问：“妈妈喜欢喝下午茶，你们怎么样？也喝茶吗？”我们表示，一起喝茶吧。
伊莎白坐在餐桌旁，靠窗的一边。柯马凯轻轻拉过窗帘，不让太强的阳光直射到妈妈。
想说的太多。自然就谈到华西坝那些老房子。早已在报上读到柯马凯对北京城巿大建设的意见。他对记者说：“我心里非常矛盾，很多老北京的风情，胡同就那么窄，把一个三五米的东西展到十几米、二十几米，就像一个热带森林里开了一条路，把生态分成两块，破坏了。二是房改，原来这一个院里父母在这儿工作，全家在这儿居住，娱乐就是在大礼堂放电影，洗澡有澡堂，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集中在一处。大院的生活我挺留恋的，人的关系特别密切，感情特别深。新北京的生活让人不习惯，也许你买了套房子离上班的地方很远，离孩子上学的地方也会很远。”
在华西坝，伊莎白家人住过多年的小洋楼险些被拆掉。
我告诉他们：“这栋老房子，已经正式定为成都市历史建筑保存下来。保护下来又如何使用呢？有人建议搞小型博物馆或纪念馆，也有人建议将校友俱乐部设在此地。你们觉得如何使用最好？”
柯马凯认真考虑之后，又跟伊莎白商量了几句。
柯马凯说：“由于北京大学并掉了燕京大学。原来的燕大有些小洋楼，是历史建筑不能拆除，如何使用它，北大方面也是动了不少脑筋。有的小洋楼，就成了适合它体量的研究所所在地。有一栋，是北大跟斯坦福大学合作项目办公场所。后来，房子不够用了，修了地下室。地下室设计得很好，采光，通风都不错。原来的建筑也保护下来了。北大的经验可供参考。我们建议：将华西坝校南路7号这座老建筑修葺之后，作为访问学者住所。因为它风格独特，有怀旧的韵味，让访问学者可以触摸到华西辉煌的历史。”
真是一个不错的建议！
一边说话，柯马凯一边削苹果。他嚓嚓嚓削掉苹果皮，将果皮塞嘴里吃掉，将果肉切成小块，请我和向素珍吃。
这个64岁的男子汉，真是心细如发。他将小块苹果再切成薄片，递给妈妈，让牙口不太好的伊莎白，几乎不用咀嚼就可将苹果片咽下。
一会儿，柯马凯抱出两本厚厚的精装书，刚出版的伊莎白的丈夫的摄影集：《大卫·柯鲁克镜头里的中国，—》。由于书比较厚，伊莎白签名题词时胳膊肘儿悬空，手有些抖。柯马凯立即找来一本精装书，垫着妈妈的胳膊肘儿，写字立刻就顺畅了。
给我的那本书，伊莎白题词是：
谢谢你，谭楷
为了保护我们的成都房子
伊莎白
来北京之前，我考虑再三，匆匆为伊莎白画了一张熊猫画，并题款：常乐者长寿。在这们这个蓝色星球上生活了八百万年的大熊猫无疑是老寿星，其长寿的秘诀无非是一个乐字也。谨祝伊莎白健康长寿。
当我将画轴展开时，伊莎白笑得合不拢嘴。
不知不觉就过了一个多小时。柯马凯说：4点半，开始溜弯了！
刚下楼，遇到了柯马凯的女儿。柯马凯立即向我们介绍：这是文杨兰，在英语幼儿园当教师。
文扬兰穿深绿连衣裙，从着装看已提前进入夏天。她身材匀称，笑容甜美，一看就是娃娃们忒喜欢的那种又活泼又可爱的阿姨。
匆匆忙忙见了一面，文杨兰骑上单车走了。
柯马凯兴奋地说：“文扬兰生了双胞胎女儿，三岁多了！取名叫冰冰、粥粥。她们的名字，来自我们家的小狗冰粥。10年前，我儿子在停车场发现了一只流浪狗，呜呜叫着，非常可怜。家里就开了个会，民主商定收养它，还办了养狗证，这就是冰粥。冰粥，刨冰、冰茶都是北京人爱吃的夏季饮食，念起来，就有一种滑溜溜的，忒舒服的感觉。我的一对孙女叫冰冰，粥粥，叫起来多舒服啊！”
我们要去看柯鲁克。柯马凯开来了一辆紧凑的吉瑞QQ小车，载着伊莎白、我和向素珍在校园林荫道上缓行。拐了几道弯，车突然停下来。他要让我和向素珍看一看冰冰和粥粥——在中国生活的第6代。
幼儿园已经放学，娃娃们回到北外，在花园中乱跑疯耍。柯马凯指着穿红花衣裳的两个娃娃说：“看，那就是我的外孙女！”
柯马凯将车停靠在路边，大声喊：“冰冰！粥粥！”
听见了外公的呼唤，两个娃娃不但不迎面飞奔而来，一转身竟然朝小树丛中钻去。
“嗷——呜！嗷——鸣！”柯马凯学着老虎的吼声，大手张开如利爪，猫着腰朝小树丛扑去。两个小孙女东钻西藏，终于一手一个被“老虎”抓住了。
“老虎”立刻张开大口，咬向小手。两个小孙女毫不留情地咬着“虎爪”和“虎脸”，咬得“老虎”哈哈大笑，滚了一裤子泥巴。
坐在车上的岁伊莎白，看到64岁的儿子跟3岁的曾孙女如此嬉戏，笑成一朵菊花。
伊莎白是否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二、鸡妈妈生了个小鸭子我满四岁之后，爸爸就对我说：你要上弟维小学了，那是一所好耍的学校。爸爸带我走进校门，见到了邱奇才校长。他非常和蔼，让我在他手掌上写名字。写好之后，他满意地一笑，就算录取了。
记得校园里有几只小猴子，还有各种鸟；一处“农舍”水塘，喂养着鸡鸭鱼鹅。操场上有各种体育设施，还有一排不同高度的独木桥，煅炼学生们的勇气，进学校如同走进公园或游乐园。上“交通”课时，低年级同学就去锦江边看船看车，高年级的同学去太平寺看飞机；上“医学”课时，就排队上医学院参观，用显微镜看细菌。只觉得，上学挺好玩，读书很轻松。
原来，弟维与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JohnDewey）谐音。这所小学，竭力体现“教育即生活”和“学校即社会”的教育理念。
但是，玩归玩，学归学。在痛痛快快玩耍之后，老师对学业的要求决不放低标准。比如，写毛笔字，在这样一座有教会背景的小学，要求也非常苛严。从研墨的姿势，手握墨碇的方法，写字时如何坐直，离“九宫格”纸多远，都有要求。几乎每周都有写字展览，只要写得好的，老师就会划上一个个大红圈，然后上墙报展示，供同学欣赏、学习。我的字，从未被贴上墙报，但经这一“夹磨”，从小懂得汉字书写是我的另一张脸，非常重要。
我知道，杨光曦、大钟、大侠等等，华西坝的好多子弟都在弟维小学（或后来的红专西路小学）上过学，却都不知道小学的创办人是谁，直到百年校庆，才记下了这个名字——饶珍芳。
相比胸怀壮志的饶珍芳，女儿伊莎白毫不逊色。
伊莎白真是“华西坝的女儿”，童年是幸福而快乐的。她后来回忆说：“最开心的是和玩伴们爬峨眉山，欢度暑期。”
当她好奇的目光掠过云海，冷杉，弹琴蛙，枯叶蝶，投向抬滑竿的苦力和那些阴暗的茅屋时，许多疑问便涌上心头，连博学的父母都无法回答。这个女儿有点“另类”，总会冒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想法，比如，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如同深不可测的古井，她渴望了解！
在中国动荡中的年，她被送到加拿大，读了四年学之后，又回到成都，在CS读到高中毕业，考上了大学。她选择了读多伦多大学儿童心理学和人类学。人类学，这是在大量的科学的社会调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人类社会的一门新学科，她希望通过努力，成为一名人类学家。
年，伊莎白硕士毕业后回到故乡成都，已经出落成大美女。这位多伦多大学的冰球运动员，在赛场上疾如闪电流星，灵活矫健，一摘下头盔，哇！太漂亮了。她个子高佻，仪态万方，一颦一笑，迷倒众人。爸爸曾给她起了一个中文名字饶素梅——她真成了华西坝上一株惹人注目的腊梅花。
家中的座上客中有考古学兼人类学家、华西协和大学考古博物馆馆长葛维汉（DavidGraham），他一生中最重大的成果是揭开了三星堆考古的序幕。在葛维汉的支持下，伊莎白选定课题，沿岷江河谷翻山越岭，去藏区理县甘堡乡作社会调查，成为第一位走向藏区的西方女人类学者。
成都到理县，沿岷江河谷，陡峭的山路行走，一路充满风险。
饶珍芳帮助女儿备好行装，又非常担心地说：“鸡妈妈生出的一只小鸭子，妈妈可以做到的，至多是把她带到河边去。”“
跟着向导爬过了一座座大山，有时就睡在牛棚羊圈旁。一次，向导指着面前的一座高山问：“你能爬上去吗？”伊莎白说：“没问题！”后来，伊莎白对朋友说：“其实，我心里在打鼓。但紧跟着他一口气爬上去了。我不想被笑话。”
在藏区，伊莎白发现手工捻羊毛线，既粗又低效。回到成都，她买了一台织羊毛线的机器，背着走了六天，送到了甘堡乡。
那时，晏阳初、蒋旨昂、吴文藻、李安宅，以及葛维汉等，日后被称为“华西派”的社会学人类学家，荟萃于成都，伊莎白见到了仰慕已久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发起人晏阳初，感觉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中国朋友。
三、《兴隆场》，青春的里程碑前面有关“成都教案”的章节已提及，由“成都教案”波及全国，在福建发生了“古田教案”。“古田教案”史牧师夫妇双双遇难，他们的三个儿子，前仆后继，来到中国，其小儿子史文轩曾在成都布道。年轻的晏阳初结识史文轩之后，深受其影响。纵观晏阳初的一生，呕心沥血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对于事业宗教般的虔诚，不能说不与此有关联。
完成了藏区调查之后，伊莎白来到璧山县大兴镇，参加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创办乡村建设实验区的工作。整个项目由齐鲁大学的孙恩三教授负责。伊莎白和她的合作者的首要任务是“感知当地群众的实际需求，为即将实行的乡村建设计划，打下良好基础。”
投入到这一个项“感知”任务的，除了伊莎白、俞锡玑，还有一位姓朱的护士和一位姓李的教员，她们全是女性。在镇上开办了一家诊所、一所幼稚园、一个妇女识字班，并去小学教卫生学和公民学课程。
与伊莎白结伴而行的是俞锡玑，出身于书香门弟，是清末经学大师俞樾的玄孙女，其父亲俞同奎曾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任化学门研究所主任，后在南京政府教育部工作。俞锡玑在上海沪江大学读的是社会学系，毕业论文的社会调查还是在北平周边完成的。年刚大学毕业就遇上了“七七事变”，她不得不滞留在北平。这个“袖子一挽就要做事”的泼辣能干的姑娘，医院医疗社会服务部找到一份实习工作。当时，门头沟一带，已经有八路军的地下武装在活动。一些八路军伤员混迹于被骡马踢伤的矿工之中，送到协和来治疗。对此，锡玑和其它医疗社会工作者心领神会，暗中帮助这些伤员。但是，医院。一次，医院工作的男子，在病人病例上做了特殊标记，一个伤员的病例上竟然用英文赫然写着“此患者是八路军！”锡玑把标签拿给好友吴贞看。显然，医院的同情者已暴露，锡玑的处境非常危险，吴贞建议锡玑赶紧逃走。
俞锡玑独自从日寇占领的北平，经天津、大连、上海、香港、河内、蒙自，辗转数千里到了大后方。当时上海已沦陷，来自“敌伪区”的俞锡玑要前往大后方，需要一个合适的身份，恰巧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正准备派工作人员入川，而中国卫理公会的会督、“协进会”的总干事是俞锡玑的表姐夫，锡玑又是教会大学毕业生，“协进会”便决定派锡玑入川。[注]
此后，伊莎白和俞锡玑，一中一洋，两位美女，身着长衫，脚穿草鞋，手持又粗又长的打狗棍，来到了当时属于四川省的璧山县，离县城20多里的兴隆场，对户人家开始了挨家挨户的田野调查。
邻县有一座晏阳初创办的，从河北正定迁来的乡村教育学院。那一段时间，学院由刚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归国的社会学家蒋旨昂具体负责。蒋旨昂经常来兴隆场，同时也到其它地方做调查，使伊莎白和俞锡玑获得了一些交流与学习的机会。
伊莎白和俞锡玑总想为贫苦农民做好事，建立了食盐供应合作社，不料此举触犯了垄断商的利益，垄断商们不断搞阴谋诡计，使食盐合作社夭折了。但是，任何困难均未能阻止伊莎白和俞锡玑的调查活动。
头五个月，她们握着打狗棍，对户进行了地毯式的调查，一家一户地走了一遍。在逐步建立直信任关系的同时，也打消了压在乡民心头的颖虑。
兴隆场三天赶一次场，按习俗，已婚女人可以像男人一样出门赶场，只是不方便在公共场所逗留，却巴不得有个地方歇歇脚，喝杯热水，再聊一会儿天。不经意间，伊莎白的住所和办公地竟成了类似茶馆的理想去处。女人们来来往往，不会引来任何闲言碎语。随着“好客”的名声愈传愈广泛，客人越来越多，极大地方便了日后在全乡所进行的逐户调查。
她们办了个小诊所，唯一的“朱医生”，其实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护士，并且会接生，特别是为当地几个难产的孕妇接生之后，名声大噪。年9月17日，璧山附近的白石驿机场被日军轰炸，朱医生抢救3名飞行员，成功救活1名，更使协进会诊所声名远播。
这样，伊莎白和俞锡玑在调查时，有了更多的话题可谈。她俩配合默契，发挥所长，效率很高。锡玑快乐地回忆：“我顶会听人家说了些什么。因为我这个人挺随便，挺随和。不是下江人高高在上的样子。”白天，锡玑出去，所见所闻，就跟伊莎白说，伊莎白就熬夜用打字机详细记录下来。
这样，以日记形式写下的，长达36万字的抗战期间四川农民生活调查，在夜以继日的打字声中成为一本书——《兴隆场》。这本书，全面、客观地记录了抗战时期川中一个小场镇的历史沿革、政治、经济、家庭、婚姻、法律、诉讼、袍哥组织、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的信息，保存了大量的鲜活事例，现场感极强，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与现实意义。特别是那些细腻的情节，匪夷所思的故事，原汁原味的民俗描绘，冷静客观的笔调，让人拍案叫好。
比如，对于民间疾苦中的壮丁之苦，有多处记录：
年10月30日
一名壮丁，设法用自己被绑着的胳膊抱住他年仅2岁的儿子，异常激愤在说什么。据他讲，自己并不是这一次应当征兵的三个保里的人，昨天却在集巿上被莫名其妙地抓了进来。
年11月26日
征来的壮丁总共有50多个，清一色穿着单薄的土黄色卡叽布军装，在寒风里冻得瑟瑟发抖。
壮丁们8个一组蹲在路边，围着一瓦盆菠菜汤吃早饭。旁边煮了一大锅糙米饭，每个人都狼吞虎咽，生怕不够吃似的。有一个壮丁的媳妇每天送来一碗菜，被他拿来和同组兄弟分食了。另一个壮丁的女人带着俩孩子——其中一个尚末满月，哭哭啼啼，求乡长放还自己的丈夫。
年3月17日
第二保第6甲的傅贤才，儿子才14岁，还不到征兵年龄，却在去年12月去璧山赶场时被抓了壮丁。现在年愈60的老两口靠已出嫁的闺女养活。
比如，对童养媳、娃娃亲、纳妾、改嫁等，复杂的婚烟和性关系，分别作了客观纪录。请看这一段：
年1月,大约14年前，方海平的父亲开着个酒馆，赶场日古家二区的古洪圃常来酒馆暂住，以便在镇上做生意。方海平20来岁的妻子便与他私通，生下一个儿子。男孩子取名古方臣，今年13岁，读小学五年级，和继母古唐氏住在68号。
十年前，方海平的父亲去逝后，继母改嫁给方海平做小，随即搬到68号住下（译者注：古方臣的继母古唐氏，又称古二娘，改嫁前也是方海平的继母）。方父的大老婆一直待在乡下老家。
书中还对乡长、保长、团丁、贫民、雇工、土匪、烟民、孤寡等各阶层的各种人物作了简要的勾画；对发生在兴隆场的事，如修坟争吵、饥民闹事、端公跳神、社交礼仪、鬼怪传说、赌博方式、庸医治病等作了异常生动的记录。
年初，兴隆场的合作实验陷于停顿，伊莎白的资助期届满。她带着人类学家的梦想，来到伦敦，几位著名的人类学家都鼓励伊莎白继续追梦。已故人类学泰斗马林诺夫斯基的继承者弗思（RaymondFirth），读到《兴隆场》丰富细腻的调查资料之后，同意在战争结束后，指导伊莎白攻读人类学博士。年，弗思向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推荐出版《兴隆场》。曼海姆亲自登门拜访了年轻的伊莎白，同意在他主编的“社会学与社会重建国际文丛”中，出版这部尚待完成的《兴隆场》，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村》、林耀华的《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研究》并列为中国人类学的先驱之作。
年，《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在中国出版。这是20多岁的伊莎白和俞锡玑当年在兴隆场所作的英文原始记录，经过整理之后翻译成中文的原始资料。共同立下的不朽的“青春里程碑”。
同年在美国出版了伊莎白和柯临清教授撰写的英文学术著作Prosperity’sPredicament(（《兴隆场的困惑》）。
[注]此段摘引自《兴隆场》代后记，曹新宇《乡建运动与抗战大后方的人类学调查—怀念俞锡玑》。
四、泸定桥的海誓山盟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说起曾追求过的伊莎白时，不无感慨：“她确实不错。但老实说，个性太鲜明，吓跑了我。”
没有被吓跑的是帅哥大卫·柯鲁克（DavidCrook），年入党的英国共产党党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注1]
出生于英国犹太富商之家的柯鲁克经历颇为传奇。大学毕业后，正值弗朗哥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呼应，在西班牙发动暴乱，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之时。他放弃了一切唾手可得的物质利益，投身于保卫马德里的国际纵队英国营。可惜，一上战场就负了伤，医院。
在医院里，读到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引起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