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电话回去的时候，父亲放羊去了，母亲正在家里休息。天气似乎不太好，若是晴天，母亲是要去帮人做零工的。
母亲感冒还没好，三四天了，仍然还会咳嗽。她一直在忍着，实在忍不住了，便轻轻地咳嗽几句。我便要训她，医院看看。母亲听了很委屈，说她前两天打疫苗的时候有去看，医生量了体温，不发烧了，就开了一点止咳糖浆回来。
母亲是有充分的理由委屈的。我的家乡在闽西北一座偏远的山上，离最近的镇子十五公里，一条狭窄而危险的小路（一面峭壁，一面悬崖）是大山与外界联系的唯一纽带。那是一个荒凉而空旷的村子，年轻人都出去外面学习或工作，老年人有的已经驾鹤西去，有的被子孙接到外面享天伦之乐，中年人也有很大一部分去了城里讨生活，留下来的不多。村子里唯一的赤脚医生也迫于生计出去外面打工了。
于是，村子里的人有个头疼脑热的都得去乡镇卫生院。会骑车还好，若不会骑车，真不知道要怎么办。前两年的一个雨夜，父亲突发急性阑尾炎，多亏了一个邻居深夜骑医院，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村里人一般的头疼脑热都自己熬点草药喝，实在不行，医院寻求专业治疗。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母亲舍不得钱。前两年，父亲搞养殖，由于对市场形势预计错误，亏了不少钱。这两年，稍微有一点回血，却又赶上我创业。母亲和父亲把所有的担忧和怀疑放在心底，全力支持我。人在贫穷的时候，命是最不值钱的。
我有什么资格怪她呢？从小，他们便把我当成掌上明珠，给了我最好的爱和支持：在全民义务教育的时候，初中把我送去一年一万多的贵族学校；我说我想考市区里最好的高中，他们又二话没说，在下午把羊群关进圈以后，母亲匆匆忙忙回家洗澡换衣服，父亲骑着摩托车赶三十公里山路把母亲送下来县城，买了最晚一班进市区的车票，陪我去考试，父亲衣服都没换，一身臭烘烘的羊骚味，然后又赶回家；母亲晕车，路上一直吐，到了市区，学校周边的旅馆都被订满了，好不容易找到一间，在顶楼，没有窗户，时值盛夏，热得人透不过气来，目前便为我扇扇子扇了一整晚，等我去考试了，她才合了会眼；等我考完试出来，母亲已经提了一袋梨在门口等我了。
我自然是没考上的，连题都没做完。父亲为此埋怨母亲不舍得花钱给我找个好的旅馆，让我好好休息。我自己知道，这跟母亲无关，是我自己实力不足。幸好后来中考考上了县城最好的高中，母亲和父亲才松了口气。
我这次打电话回去，也只是跟她发发牢骚，抱怨几句罢了，讲我在外面遇到的一些烦心事，讲我现在创业初期遇到的困难。母亲是不懂这些的，小学都没毕业，她当然给不出我什么建设性的建议。她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家里不用我担心，关键是我自己要照顾好自己，要好好休息，要注意饮食，要经常买点排骨炖汤喝，降火，晚上早点睡，不要熬夜，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发愁是没有用的，关键是你要去做去行动，想办法去解决。人家怕的不是你暂时解决不了，而是你不去做。这些道理我都懂，但从母亲嘴里说出来总能给我许多安慰。
父亲也回来了，父亲总是沉默寡言的，拿起电话不知道说些什么，照例问了问我店里的生意如何，然后劝慰我，万事开头难，不要去担忧，去做就好了。我听得出父亲在很努力地组织语言，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龙应台说：“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我也曾说我是一只自由的鸟，而渐渐我才明白，再自由的鸟也得归巢。
母亲原来有一头茂盛浓密乌黑亮丽的秀发，每次收购头发的小贩来村里都喜欢追着她求她剪下来卖。近几年，母亲的头发越来越稀疏，已经一只手可以握住了，也有了不少银丝。邻居告诉我，这已经染过一次了，她们一起去的。
母亲一直想在县城里买一套房，好多亲戚朋友都买了。
房子当然可以买，只是这头发还能再变黑吗？
作者：流浪诗人
编辑：流浪诗人
摄影：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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