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授旗
“弟兄们好！”
“长官好！”
“弟兄们辛苦了！”
“为人民服务！”
在改编后，秦时竹决定，党内称同志，军队内部下级称上级为长官，上级称下级一般带职务，如果是通称，则称“弟兄们”……
“弟兄们：
你们为了革命胜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代表北疆各级官员、人民群众对你们表示衷心地感谢！（掌声）从现在起，你们将由东北革命军骑兵第一师改编为陆军第一骑兵师，我希望你们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是人民的队伍！当兵打仗，都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这一点希望你们牢牢记住！（热烈的掌声）
编组完毕后，你们每人都将按照不同的职位、年限，授予不同的军衔，将来发放军饷，就以这个为标准。我希望你们切实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的方针，不断提升自己，完善自己。
……
我相信，我们北疆国防军，没有一个是孬种，我们要对得起养育我们的老百姓，要对得起中国人这个堂堂正正的名字！（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授旗！”李春福昂首阔步走上检阅台，从秦时竹手中接过了师旗，该旗以红色为底色，象征铁血精神，左边套住旗杆部分为白色，上书“中华民国陆军第一骑兵师”字样，中间是一轮二十六颗星的图案（象征全国二十三个行省，外蒙古、青海、西藏，出于可理解的原因，台湾没有包括在内），各星围成一圈，中间包含着一颗大星，象征中华民国，大星中央，是一匹骏马图案，象征骑兵部队（若是步兵就是两杆枪交叉，若是炮兵就是一门炮，其余部队依此类推），若是军事机关所挂军旗，则直接为二十七星，中间大星无图案。
李春福从秦时竹手里接过师旗，代表全师官兵宣誓：“旗在人在，誓与师旗共存亡！”
“旗在人在，誓与师旗共存亡！”台下慷慨激昂地宣誓。
“经北疆巡阅使提名，大总统签发任命书，特任命李春福为陆军第一骑兵师师长，授少将军衔，宋士杰为副师长，代将军衔，周维藩为参谋长，代将军衔，傅政霖为副参谋长，上校军衔……”司仪每点到一个，便上来领取全套仿制德国的新军服、军衔，任命书一直到少校营长为止，副营长以下，由师长授予军衔、委任状。
次日，何峰在一处秘密产地向大家展示新式马枪：
“此种马枪，是新式毛瑟的短管枪型，除身管略微短一些以外，其余子弹、扳机、枪栓等基本一致。枪管缩短，一方面有利于减轻重量，另一方面也方便携带。”何峰把枪交给李春福，“李师长，你先试试看。”
“好。”李春福接过枪，骑在马上，对着米外的靶标连开5枪，枪枪命中红心。
“好！”众人齐声喝彩。
更换弹仓后，李春福驾马后退至米开外，然后两腿一夹马肚子，“驾！”马就飞奔起来，他精神抖擞，骑在马上，对着靶标就是一枪，然后左侧身又是一枪，等马跑近了后，右侧身一枪，最后一枪是搂着马脖子单手开的枪，距离大约米。
自然，这次的准头不能和静止情况下相比，但也有两枪中了红心，两枪中了距离红心三公分的地方，还有一枪，距离稍远，但也在靶纸上。
“李师长，此枪如何？”
“非常好，这么远打过来准头还如此之高。”
“步的射程够用了吗？”
“够了，骑兵不像步兵，步绝对够用了。”
接着李春福又让心腹卫兵试了几下，都反映比原先用的马枪好！
秦时竹、何峰、葛洪义、禹子谟等一行人在看台上欣慰地笑了。
“何主任，此枪是最新进口的德国货吗？”李春福拿起枪端详，“做工真不错，什么时候能给咱们部队多配一些？”
“不是德国货，是咱们自己制造的。”何峰笑着说，“这是韩麟春副厂长，韩中校主持改进的，特意让我捎来给你们做试验。”除陆海军军衔外，北疆国防军里还有空军和技术军衔，空军没有将官，最高是刘翼的上校，技术军衔里，除了何峰是少将，杨宇霆、韩麟春均被授予了技术中校……
“这是真的？”一听是自己制造的，李春福一脸兴奋，“何主任，什么时候能给弟兄们都鸟枪换炮？”
“这么急啊？这才刚刚造出样枪让你们试验，还没定型呢。”
“我看比以前强多了。”李春福对新枪爱不释手，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前去，“大帅，您看，是不是能够尽快装备啊！”
“你这个急性子！”秦时竹笑着说，“不是还没定型嘛，再等些日子吧。”
“那一旦定型了要尽快给我们装备啊！”李春福不好意思地笑了，“这枪真不错，真想明天全师兄弟个个有一杆！”
“我说李大师长，你可真是难为我了，你们师都0号人呢，哪能这么快，不急，不急，慢慢来。”
“春福，我给你个准信！”秦时竹拍板，“明年过年，一定让你和马占山这两个骑兵师全部用上新枪。”
“那感情好！”李春福“啪”地一个立正敬礼，“多谢大帅，多谢何主任！”
秦时竹在绥远授旗，南方关于陆军总长的争论还在继续。孙中山既力保宋教仁、陈其美、王宠惠进内阁，也希望黄兴当陆军部长。
3月23日，唐绍仪抵达南京，着手组阁，接收临时政府移交的权力，实际上是替袁世凯完成政府北迁的任务。没有参议院的北上，袁世凯光一个总统只能是光杆司令，合法性不足。
当时，南方军政界都期望黄兴继任陆军总长一职，可黄兴本人却“清检一切，决议归田”。而袁世凯主张由段祺瑞出任陆军部总长，并再次使出看家本领――唆使北洋军通电拥段，向南方施加压力。南方也不甘示弱，以柏文蔚为首，集会表示反对段祺瑞出任该职，唐绍仪对黄兴一再挽留，并电告袁世凯，南方军队因为黄兴之事已出现不稳迹象，力劝让黄兴继任。
眼看陆军总长席位的争执仍相持不下，唐绍仪担心问题激化，便以南方非黄兴不可，致电劝说袁世凯改派段祺瑞为总参谋长。袁世凯回答得很巧妙，只有淡淡的一句话：“北军亦为段力争。”唐绍仪再电北方，劝顾全大局，以便内阁顺利组成。这时袁世凯似乎有松动，但黄兴不想当一个空头总长，便向唐绍仪提出要有用人权和筹款权。
袁世凯一听当即就恼了，既然总统职位已到手，都城也随之北迁，秦时竹等又表态支持，让他觉得腰板更直了，勃然大怒，突然翻脸：“非段祺瑞长陆军，世凯即辞总统之职。”军人出身的袁世凯对军权的重要性十分清楚，他本来对黄兴有戒心，一听黄兴有后续要求，更难以容忍。
25日晚，黄兴传令各军将校，竭力劝说大家不要为自己再争，说到最后，声泪俱下。
同日，秦时竹从绥远启程前，拍电报给袁世凯：“段既长陆军，南方诸军不可不予妥善安置，时竹窃以为，或任命黄兴为陆军次长统帅南方各军，或任命为参谋总长而统御之，能更有利于安稳局势，稳定军心，……”
袁世凯再回头想想，也不敢小觑南方军事力量的存在，秦时竹的电报恰到好处地给了他一个台阶，作为暂时安抚革命党人的手段，他于27日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统辖南方各军，同时答应次长一职，仍旧由革命党人担任。一场组阁风波终于宣告平静。
前往山西的路上，秦时竹和葛洪义一直在讨论山西的建设，为了准备这次山西之行，两人已连续熬夜躲在密室看电脑资料，对山西情况可谓了如指掌。
两人一致认为，山西教育虽比不上沿海，但绝对不落后，起码比吉林强。庚子年后，岑春煊主政时期就以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提议，以山西庚子赔款50万两兴建一所中西大学堂，分为中西两斋，西斋由英国人敦崇礼任总教习，聘请外籍教师授予新学，实行新式教育。后来还陆陆续续地开办了不少专门学堂，如年恢复的山西武备学堂，次年增设的陆军小学堂，开设的陆军测绘学堂，同年开办的高等巡警学堂。设立的山西师范学堂（后改名山西两级师范学堂），设立的山西高等农林学堂和中等实业学堂；年的法政学堂、医学学堂。
山西的中等学堂也颇发达，主要是由书院改造而来，有官立、公立和私立三种，以官立最为发达。有3所，次年增加到9所，废除科举后，增加到了16所，当然，各地差别很大，以太原公中学堂最优。
令秦、葛两人吃惊的是：山西去国外留学也为数不少，临汾人乔义生留学于伦敦医学院，是最早的留学生，庚子年山西基督教公理会保送孔祥熙去美国留学，是留美的第一人。山西大学堂成立后，得益于李提摩太的帮助，前后一共选送50名官费留学生。山西居然还办了8所女子学堂，榆次由（常赞春设立），潞安、祁县由渠本翘创办，后来又有太原的女子速成师范学堂，对女子教育的重视，山西其实走在辽宁前面。
葛洪义问道：“六个一工程是不是要重新检讨一下？”
秦时竹摇摇头：“这是我的规划，具体还要看蓝天蔚的点头，我估计不会差很多。只是这人口，实在差距太大了，今年人口，根本不是我们原先认为的1万，而是不到万。”
“怎么会差这么多？”葛洪义吓了一跳，“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也不能差这么多啊！”
“没错，山西人口在光绪三年（年）达到了顶峰，是1余万，但从这年开始，山西发生了两百多年从未发生的自然灾害，特别是‘丁戊大荒’使得人口锐减，粮食价格上涨为原先的五到六倍，在最极端的年份，甚至达到了15倍至多，人民纷纷饿死。旱灾一直持续了三年，人口损失不下万，这中间更有大量的妇女因为饥饿而被拐卖走。更可怕的是，旱灾之后是大瘟疫，三年的瘟疫又造成了万多的人口锐减。”
“那也不对啊，这10年过去后，山西总没有大的灾害了吧？”葛洪义不解地问到，“怎么还会有如此之大的人口损失？照理说人口应缓慢增长才对啊！”
“问题出在鸦片上。灾后山西吸食鸦片成风，然后又因为灾荒年妇女的大量被拐卖，使得人口一直下降，直到今年的最低点，万！”秦时竹沉痛地说，“山西绝对不是人多地少，而是人少地多（可参照暨南大学历史系李淑蘋副教授的文章），光是计算现有荒地，不包括荒坡、荒岭，仅仅熟荒地就达40顷，占全省耕地的11%。而根据英国人的统计，现在要靠农业养活一个人，大概需要4亩以上的农田，全国平均自然是不到的，但山西的平均耕地占有量却在4亩以上，说实在的，除了东北三省，就属山西空旷了。”
“那山西为什么还这么穷？民不聊生，比辽宁农民的生活差远了。”
“还是出在鸦片上，由于人口锐减，清政府又不肯减免税收，就只好增加每人的税收负担，因此，种农田成了不合算的事业，一般老百姓纷纷改种罂粟，山西是中国目前最发达的鸦片产地。鸦片种多了，种粮食就少了，吸鸦片的人多了，能种地的人自然也少了，而且仅有的一点点家产也耗在这个鸦片上。自然穷困潦倒啦！”
“鸦片一日不除，山西一日不宁，但究竟从哪里下手呢？”
斩断毒瘤
从绥远到太原，秦时竹没有再选择坐飞艇，而是在大队人马的簇拥下，开始了他的巡阅……
正月刚刚过去，田里的农业生产还没有开始，乡间各处都在演戏，稍微大点的镇上还有随处可见的鸦片馆，秦时竹等人不由皱起了眉头，虽然有了心理准备，但看到现实，还是很担忧，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只能最终灭亡。
葛洪义动用腾龙社力量打听到的消息也不乐观，去年山西的鸦片产量居然达到三万余担，清廷为了赋税，饮鸩止渴，下令凡是栽种罂粟之地一律按照正常田赋的20倍收取，更有不良官员为了中饱私囊，硬把老百姓本来种植粮食的田亩说成是种植罂粟的田亩，逼得老百姓就范。
与罂粟大量出产相对应的是，山西境内形成了产销一条龙，太原俨然成了鸦片的集散地，甚至几大豪强竞相武装贩运，官府、劣绅、土匪、毒贩结成了一张死亡的大网，压迫山西人民喘不过气来，革命是胜利了，但在胜利局面涌动下的暗流并没有完全消失。
“和蓝天蔚先谈了再说吧……”
蓝天蔚安排了盛大的仪式，“欢迎北疆巡阅使莅临山西”的标语到处可见，也许一路上被萧瑟的景象所震撼，秦时竹并没有心思去参加欢迎仪式，只草草地说了两句就算了。这倒让底下官员大惑不解，若是前清官员来视察，排场自然是越大越好，怎么巡阅使一点都没有兴致呢？是不是嫌我们干的不好？准备不充分？
秦时竹以拜年为开场白，言简意赅地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兄弟此次来晋，一是考察民风，这十多天里，我一路巡视，觉得晋省大有可为（掌声）；二来是希冀改良民俗、树立新风，现在是民主共和时代，应该有新气象；三来，是看望众多革命功臣，山西地近京畿，成功光复，对清廷震慑极大，对革命有大意义，我衷心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四来，和山西各界人士一起，共同为营造一个新山西而努力，我们要着力把山西建成中国的模范省。（全场热烈的掌声）”
在个别会谈中，蓝天蔚果然在教育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教育为百年之本，要振兴教育，我们准备集中力量办学，计划将全省官立学堂合并为9所省立中学，分别设于太原、河东、大同、潞安、宁武、平阳、右玉、榆社等地，无论初级、高级兼备；将中西大学堂改建为山西大学，另设山西高等师范学校，大同高等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堂……”
教育问题很好解决，双方一协商，立马就达成了一致：山西中西学堂和高等师范学校合并，通称山西师范大学；设立山西女子师范学校并另外在大同设立高等师专，按照秦时竹的计划，也在太原设立北方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为了此事，秦时竹等特意恭维了渠本翘等本地富商，说晋商甲于天下，领袖商界、中外闻名，商科学校办在山西，一定受益匪浅，把他们捧得是不亦乐乎，当下决定赞助5万银元。
“杜议长，怎么我这一路来，看见山西民众都在演剧，过得很热闹嘛！”
“唉，主席，您有所不知。”梁善济是人民党山西分部书记，按照党内称呼，管秦时竹叫主席，“热闹是热闹了，可也花费了大量银子啊！”
“过年嘛，应该热热闹闹的，也不能太节俭了。”蓝天蔚来山西日子也不长，也觉得好奇。
“前清谘议局期间，各位议员就提议改良社会风俗。”梁善济告诉大家，“演剧之风，晋省为最，一村一镇每年演剧多至数次或十数次，所费之数不菲。然田家辛苦终年，若无一次团聚，破颜微笑，又减少了太多趣味。因此，暂且规定各村每年演剧不得超过两次，所节省之费用兴办自治事务，可惜收效甚微！”
听到一年十数次，蓝、秦等人面面相觑，每个月都要大张旗鼓搞一番？演剧费用是民众公摊的，次数一多，自然负担深重。可这是风俗问题，在没有文明开化前，强行禁止，恐怕适得其反。
秦时竹一时也没有好办法，蓝天蔚道：“我看议会的方案不错，每年演剧不得超过两次，若是超过两次，则依律予以训诫。说真的，这是乡风民俗，硬来是不行的，只能暂且规诫。等教育推广，民智渐开，自然会慢慢好转。”
话题不知不觉扯到了鸦片身上，在座诸人对鸦片都是深恶痛绝，却没有什么好办法。鸦片在山西已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官府税赋越来越高，小农为了生存，便开始转行种植鸦片，吸食鸦片的人既多，则安心务工、务农之人更少，税赋就更沉重，于是更对鸦片田征收高额税收，这反过来又刺激鸦片种植面积的扩大。
“现在第一要做的就是减轻百姓税赋，引导他们重新务农；第二要严厉禁止种植鸦片，一经发现，予以严惩。”蓝天蔚说，“为此，我们商议了一下，决定从今年起一律停止征收鸦片税，要求农民改种庄稼，暂且豁免1年田赋；市镇各处鸦片馆，予以关门整顿，不允许再度开业；禁止运输鸦片到山西，若经发现，不仅予以没收，还要处于刑罚，必要时，可以杀几个。”蓝天蔚神情严峻，“无论如何，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财政再也不能依靠鸦片税收来饮鸩止渴。”
“我这有个‘六政三事’计划，所谓六政指号召民众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栽桑养蚕、剪发（男人的辫子）放足、禁烟（吸鸦片）种棉、饲养家畜等；三事是指订立村规民约、移风易俗、教育感化坏人。”秦时竹对大家介绍说，“为保证山西改革的顺利进行，光有好的计划和建议是不够的，还得有扎扎实实的措施。比如以禁烟为例，以议会和都督府名义下令，凡是吸食鸦片的，六个月内必须自动戒除，不能做到的，官员开除公职，学生、教师开除出校，军人、警察吸食鸦片的，一律遣散，由于禁烟涉及到财政问题，除竭力清除欠缴外，还要在刷新吏治上下功夫，首先可以仿效辽宁进行政府改革，撤销州、府等两级，为省下直辖县，各厅分管；要切实考核，将人浮于事的冗员、反对革命的顽固分子清除出去，凡是反对剪辫的一律不得为官员，空余出来的衙门可以办学……”
秦时竹接着说：“空余的田地，可以让百姓种植棉花、甜菜等作物，一来有利于经济，二来有利于民生，晋南不是适宜于种棉花嘛，可以大规模推广，有了原料，到时候就可以办纺织厂……另外，辽宁等地种田已用拖拉机等机械，山西虽然丘壑较多，大规模运用目前还不现实，但至少在晋北可以试验。”
听得秦时竹介绍了一堆辽宁的经验，大家都十分赞同，当即表示可以实施，所有人都被“模范省”这个称号所吸引……
晚上的秘密会议，主要是军政方面的，参加者都是核心层的领导人。
“部队的改编命令已下达。”秦时竹告诉蓝天蔚，“你们师被改编为陆军第17师，守备旅被改编为陆军第29混成旅，各部队主官职务都不动，军衔公文亦随同下发，现在你就是蓝中将啦！”
“大帅在绥远授旗的消息我听说了，咱们是不是也要搞一个这么隆重的仪式？”蓝天蔚面露兴奋。
“授旗是要搞的，这是我来的一个主要目的。不过，眼下服装、军衔标志只能发到校一级，校以下不到秋季恐怕生产不出来的。”
“这没问题，等些日子就等些日子。”蓝天蔚丝毫不介意，“对今后的计划，大帅可有什么方案？”
“目前一是抓紧换装，你们更新下来的汉阳造要尽快更新成新毛瑟，或称元年式步枪，你们不用的补充让混成旅用，我听说他们有不少杂色枪支，可以趁机更换。秀峰，你也知道，沈阳厂生产能力有限，一时间这么多部队要更新，只能每家都陆陆续续地换，从下个月开始，每月拨给你们杆。”
“大帅的困难我理解，只是能不能请何主任在我们山西也设一个厂，可以就地取材，方便生产？”
“山西本来有机器局不假，但兵工厂这个东西，不是说上马就能上马的，牵涉面广，我看是不是这样？”何峰建议道，“先把机器局完善成你们的军械修理厂，然后设立弹药厂，以后等条件成熟再设立枪械厂。”
“那感情好。全权拜托何主任了。”蓝天蔚转过去对秦时竹说，“可我看了大帅的军饷标准，似乎有些偏高，这对于安定军心自然有利的，只怕财政要吃紧。”
“这问题我也想到了，财政吃紧是无可奈何的，不管怎样，一定要维持标准。”秦时竹叹了口气，“值此多事之秋，没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做依托，办不了大事。因此，哪怕借钱、负债也要咬牙顶住。好在山西马上就要开始大规模建设，工商一旦繁荣，税收就会逐步上升，到那时，日子就好过多了。另外，为了统筹北疆事务，军队无论是军饷发放还是军械发放，都要通过国防委员会统一调度，营以上军官任免也要大本营同意，这个你有意见吗？”
“没有，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既然是北疆国防军的一部分，自然要服从号令，听从指挥，这也是防止各地割据的好主意。”蓝天蔚对此丝毫不介意，“只是我有一事不明，您真的这么相信袁世凯？”
“你觉得我像吗？”秦时竹哈哈大笑着反问道。
“从我的理解来说，自然是否定的。但大帅有些举动我很难理解。”蓝天蔚说出了心中的疑惑，“比如兵变，好端端地闹什么兵变？曹锟是袁世凯的心腹，从来不曾受到亏待，袁世凯一直依为长城，让其拱卫京师，若是没有他人指使，肯定不可能。而袁世凯的种种行为又欲盖弥彰，我想大帅不会不认识到这一点，不然您也不会派陆师长前去弹压了。”
“不错，我是不相信真闹兵变，所以让你们准备出兵，协助弹压。”
“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明知是假的，为什么不戳穿袁世凯的面目？”蓝天蔚愤愤不平，“袁世凯此人，最是两面三刀，戊戌那年就能出卖光绪帝，后来又翻云覆雨，大帅何不抓住这个机会来个假戏真唱呢？为何草草收场？”
“秀豪，你要明白，眼下民国初定，百姓渴望安生，不可轻举妄动。袁世凯闹诡计，咱们是看出来了，但没有直接的证据不好说。另外，部队也刚刚经历战争，粮饷两缺，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再者，各大列强虎视眈眈，如果再打，又来一次八国联军我们怎么向民众交待？”
“那您为什么后来又赞同定都北京了呢？这不是便宜他袁世凯？”
“定都南方只能更糟，别的不说，袁世凯首先不愿意；其次，各大列强也不会愿意；再次，黎元洪这老滑头也不情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觉得孙文靠得住吗？你觉得同盟会靠得住吗？”
“唉，别提了，提起这个我就来气。”蓝天蔚气鼓鼓地说，“我好歹也是老同盟会了，对同盟会诸君也有感情，我在山西主政，立足未稳，他们倒好，不来帮我排忧解难，反而这个索要官职，那个恳求议员名额，宋教仁更有甚者让我把出席临时参议院的议员都换成同盟会成员，您想想看，这些代表都是议会选举出来的，宋教仁等人口口声声说要民主、共和，尊重民意，自己却在干这些勾当，我算是失望透顶。更不要说像陈其美这一类人，刚刚掌权就开始腐化堕落，每天声色犬马，哪还有一点革命者的理想？所以后来我看到复生兄拟定的人民党党纲，我深深地被震撼了，‘四个现代化’、‘人民主义’，多好，咱们中国只有这么搞才有希望。”
上海分行
“所以你就参加了人民党？”
“是的，宋教仁来了好几封电报，劝我继续参加同盟会。我只是婉转地说，我已加入了人民党，不宜再入别的党。你猜他怎么说？”
“呵呵，怎么说？”何峰来了兴趣。
“他居然说，参加了一个，还可以再参加一个嘛。反正就先挂名任个理事，不用具体工作。”蓝天蔚说，“可把我给气坏了，参加政党，投身政治，是很严肃的事情，怎么能随随便便参加一个政见不合的政党呢？更不要说什么事也不干，只做个招牌，他们把我蓝天蔚看成是什么了？我参加政党，为的是救国救民，不是为了个人沽名钓誉！”
“说得好！说得好！”
“经过这一系列事情，我现在总算想通了，同盟会为了所谓的议会、民主，已走火入魔，忘记了自己的本份和职责，我不愿意和他们同流合污，我要有新的方向。”蓝天蔚激动地说，“从人民党的党纲里看，我找到了这个希望，只是希望复生兄不要让我失望。”
“这个党，是人民的，不是谁的或几个人的，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一起为中华崛起而奋斗！”
“好，为中华崛起而奋斗！”
……
秦、蓝、何、葛一夜密谋，商议了有关军事细节。夜深时分，葛洪义还毫无睡意，似乎在等待一个人的到来。
“先生，事情办成了。”不知何时，屋外飘来一个身着黑衣的女子，却是号称腾龙社东龙的“黑蜘蛛”刘玉。
“怎么样？顺利吗？那家伙是什么答复？”
“不顺利，这家伙起初抵死也不肯承认，后来我让他看了他们组织的标志和誓词，他才信服了。”刘玉不好意思地说，“所以这么晚来，请先生恕罪。”
“阮尚贤不是省油的灯，要不是咱们捏住了他的确切证据，他估计抵死也不会承认的。”葛洪义口中的阮尚贤表面上是《并州日报》主笔，实际上却是越南革命志士。
“先生，我始终没有想明白，您为什么要和安南人合作？”刘玉不解地问，“用咱们自己人，不是更好？”
“自己人自然要是用的，但阮尚贤在山西经营多年，形成了自己的门派，我们如果不和他有效合作，怕是立足未稳不好办事。”葛洪义轻微一笑，“而且，据我所知，复国会（阮尚贤的组织）人和以前咱们也有点像，没什么劣迹，这是我敢放手和他们合作的一个主要原因。”
“既然我们自己也要搞组织，先生和他合作的目的何在呢？”
“自古都言强龙不压地头蛇，他已有了气候，不能为我所用，简直太可惜了，很多事情，通过他们去做比我们做更方便。比如，现在山西几个大毒贩，你知道吗？就算是知道了，你掌握了他们确切的运货手法和途径吗？你能保证一网打尽吗？就算是你行，这中间又要多少时间？”葛洪义意味深长地说，“我现在把家弘派到这里，就是希望他能迅速地打开局面。”为了山西的工作，葛洪义派出了号称西龙的吴家弘。
“我明白先生的意思，我还是负责京畿吧。”
“记住，一般的动向，你通过白毓崑汇报过来就可以了，绝密的情报才需专人投递。”
“是！”
革命成功后，腾龙社的手脚越伸越长，除东北依然由葛洪义和北龙姜哲玮管理外，中龙林宇翔已被派遣到了湖北包括华中一带，南龙周毓正则在江浙一带潜伏下来。这些都是葛洪义多年的心腹和腾龙社的佼佼者，他寄予了很多的希望。
沈麒昌和熊希龄为了筹建各处分行，匆匆忙忙地赶到了上海。江南一带，尤其上海，票号众多，钱庄尤其兴盛。钱庄和票号一样，都是独资或合伙经营，而以合伙制居多。出资人对企业负无限责任，通常以一笔钱存入钱庄，在上海称附本，又称护本，不过钱庄资本大都小于票号，因为钱庄多以经营商业信用为主，只要周转灵活，并不需要很大的资本。在上海，因为吸收了大量存款，又有外商银行给予拆借，平均资本就更低了，每家不过4-5万两。
上海钱庄的另一大特色是钱庄家族，如著名买办徐润投资2家，敦信洋行买办严兰卿投资7家，住友银行买办席聚星投资5家，一般来说各大买办或多或少都有投资。钱庄也分帮派，在上海有12帮：绍兴帮、宁波帮、苏州帮、镇扬帮、广东帮、本帮、松江帮、南浔帮、安徽帮，还有颜料帮、潮州土行帮、洋布帮，视出资人的籍贯和主要服务行业而定。”
钱庄的人事制度和票号也大体相仿，经理和高级职员大都与出资人非亲即故。不过也不全和山西票号一样，中间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易子而教”，即甲庄经理的儿子到乙庄学徒，乙庄的则送甲庄。也因此，钱庄很多都是父子相承。
年终分配，钱庄也有独特性，在里面工作之人，除学徒以外，都有工资，但工资甚微，高级职员就要通过人力股分红了，一般占30％左右。以上海协源钱庄为例，规定三年一结（票号为四年一结），纯利润按照17股分配，出资人得到12股，督理、经理各1股，协理得0.8股，其余2.2股分配给清帐（会计）、跑街、汇划（票据交换）、钱行、银行、洋房（负责与其它钱庄、票号和洋行的往来），信房（文书）、客堂等八处负责职员，即上海钱庄所谓的‘八把头’。”
“这倒和票号大异其趣，特别是这个‘易子而教’挺好，比晋商那些老死不相往来强多了。”
“正因为有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钱庄还有正式的同业组织，这也是与票号的一个很显著的区别。这种同业公会，不仅是联络感情、谋求共同利益的团体，而且有实际的业务，主要就是票据交换、钱庄间的款子汇划、议定拆息和商定银洋价格等，这些是每天都必须进行的。对官府或外商的交涉，也常常通过同业公会进行。
钱庄的利润有一个很大的来源――庄票，分为即期和远期两种，便利于收付、活跃交易，促进商品流通。实际上，庄票给钱庄带来存款，扩大了业务，并提高其信用力，出票越多，信誉越好，但钱庄对于流通的庄票数目总是竭力保密，以防谣言挤兑。同业公会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合力破除谣言，防止挤兑。”
“这么说钱庄要稳固的多喽？”
“也不是，因为有这层关系，钱庄经营一般要比票号大胆，往往也造出更多事端，比如前年发生的橡皮股票风波，钱庄周转不灵，大量倒闭，去年革命爆发，外资银行陆续收回对钱庄的拆借，钱庄又因此而倒闭58家，几乎奄奄一息。上海的报纸几乎每隔几天都有报道的。”
银行和钱庄的关系既有共生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银行是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比较大，不象钱庄或票号那样依靠财东个人的财产和信誉；银行以法人资格经营，钱庄依靠个人关系，银行主要做抵押贷款，钱庄通常为信用贷款；银行办理票据贴现，钱庄的庄票一般不贴现。双方最根本的矛盾就是钱庄由于既得利益，死守银两记账不放，不仅垄断洋厘行市，还表现为在同业往来上，银行间收解是现银授受，钱庄就只能划拨，即以公单过帐，如果银行收进钱庄票据，需迟日取现，无形中造成了损失。因此，遇见有风吹草动，银行，尤其是洋人银行，常常对钱庄落井下石。
“所以你一反常态，不和钱庄谈，就和那些银行谈了？”沈麒昌恍然大悟。
“正是，上海金融业发达，各大列强的银行云集，人民银行若是要开设分行，没有熟悉当地业务的合作伙伴是不行的。”熊希龄得意地说，“我已事先和三家商量好了，估计再碰个头谈一谈就没有问题。”
其中一家是开业年的信成银行，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家私营银行，由周廷弼创办，资本万，在北京、天津、南京和无锡设有4个分行。革命爆发后，由于金融市场紧迫，该行就宣告歇业。熊希龄要开设分行的消息一传到，两人立马一拍即合。
另一家是年由浙江人李云书创办的四明银行，资本万，于汉口、宁波设立分行。虞洽卿是创办人之一，与钱庄关系密切，尤其与宁波帮的商业和钱庄关系十分亲近。主要就是投放商业和航运业，后来逐渐由虞洽卿主持。
最后一家是设立的浙江兴业银行，由浙江全省铁路有限公司创办，初期目的是为了解决铁路股款的保管和利用。资本万，分1万股，浙省铁路公司占四成半，在铁路公司和银行都有投资。辛亥革命爆发，杭州谣传汉口浙兴倒闭，发生挤兑风潮，曾任大清银行首届监督的叶揆初是当时的总负责。
通过谈判，熊希龄和三家银行达成了协议：信成和四明两行在上海的股份，吸收并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总股本万元，其中人民银行总行万，信成持有50万，四明持有万；北京和天津分行中，信成各持有10万（周学熙各持有15万，其余都由人民银行总行掌握），在南京分行持有30万（相应的，人民银行为70万）；汉口分行中，四明占有20万，浙江兴业为30万，人民银行为50万；宁波分行中，四明占有30万，浙兴20万，人民银行50万；杭州分行中，四明20万，浙兴50万，人民银行30万。以上诸行，除北京和天津分行行长由人民银行委派外，南京、上海、杭州、汉口、宁波五处分行都由原有三行的负责人出任行长。之所以这么让渡，一方面是因为这三家银行心甘情愿的接受合并，能担任行长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另外也是因为人民银行实在派遣不出那么多的人才，尤其是熟悉当地业务的人才来管理各地分行业务，也乐得顺水推舟。
得益于腾龙社的分布和《人民日报》驻外地分支机构或明或暗的渠道，葛洪义人在山西，消息却颇为灵通。
“北方兵变，南方也没有安于本位。滇军北伐司令唐继尧攻入贵阳，拒绝孙中山任命的贵州都督杨荩诚回归。”葛洪义首先通报了这个信息。
“唐继尧混水摸鱼？”秦时竹笑着说，“恐怕背后还有蔡锷的指使吧？”
“情报上说：杨原任第一标教练官，兼任贵州陆军小学总办，武昌起义后，被推举为都督，以同盟会控制的自治学社为枢纽，而宪政预备公会阴谋颠覆军政府，就与蔡锷商定密约，准备换马。当时由于形势危急，杨率军北上援助湖北，唐继尧率领滇军过路贵阳，贵州副都督赵德全不知是计，让唐部到南门驻扎。第二天，滇军突袭螺蛳山，占领全部城外制高点，架设大炮，对着都督府。赵见城外兵力空虚，一方面动用缓兵之计，强调和平解决，另一方面赶紧派人求援，让杨火速回师。这是本月初的事情。”
“蔡锷的手倒是伸得够长的。”秦时竹另有所思，“西南诸省的同盟会势力恐怕要烟消云散喽！”
“蔡锷？他却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唐继尧当了贵州都督，还能这么乖乖听他？”葛洪义冷笑一声，“倒是这个行为为邻省兼并开了恶例。”
“还有什么重大消息？”
“有，七天前改良政治群英会在武昌举事，此为武昌酝酿许久的‘二次革命’。该会本来是武昌文学、群治二社社员所组织，因不满湖北军政府上层人物日趋反动腐化，联合武昌军政各界激进人士，是日凌晨举事，本拟将湖北军政府各部一体推翻，并罢免黎元洪的职务，后因少数团体意图妥协，乃将矛头专门指向孙武及平日作恶多端之人。”葛洪义介绍道，“为应对此事，我已派遣林宇翔率得力人手前往。据悉，事变后黎元洪借口‘奉命改部为司’及群众不满孙武的因素，将所属各司全部换成自己的心腹，并借此大肆捕杀文学社等革命团体，不少人士已要求我们提供保护。”
Ps：
1、友情支持价10元/月或1元/篇，上不封顶，长按
“事情这么简单就好了。”葛洪义告诉他们，“清帝退位后，驻京蒙古王公视清朝覆灭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他们的政治主张与活动也因此出现了新的分化。一部分王公转向投靠袁世凯；另一部分王公则另寻出路，在外人的支持下，大搞所谓民族‘独立’活动。当然，典型就是贡王和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前旗宾图王棍楚克苏隆，甚至不惜前往俄国驻京公使馆联系求援，探询俄国援助内蒙古加入大蒙古国的可能性。由于时局限制和马占山在呼伦贝尔的举动，俄国外交官解释说，‘俄国同情于内蒙古独立，但是俄国不可能给予援助，由于地理和政治方面的因素，俄国的援助只限于外蒙古’，对这些人的试探，避而未作肯定的回答。”
“这么看来老毛子是不会插手了，好的很！马占山干得不错！”
“贡王不死心，立即转向与日本人联系，以获取他们的支持，你们知道牵线人是谁？”葛洪义神秘地问。
“谁？”
“就是肃亲王善耆和川岛浪速。”
通过他们与日本外务省的联系，得到了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和参谋本部福岛安正大将的支持。不久，东部蒙旗一部分王公在小库伦秘密举行集会，决意投靠日本势力，实现‘独立’，并由在小库伦学习蒙古语而进行间谍活动的日本陆军大尉松井清助上报日本有关方面。随后日本军部与贡桑诺尔布之间订立了极其秘密的‘契约书’和‘借款书’。前者约定以贡桑诺尔布为首脑，由他联合内蒙成为一个强固的团体，这个团体必须设立统一内蒙古全部的机关，得以掌理一切文武要政，规定要聘请日本‘友好人士为’顾问，使筹划商量一切文武事宜。甚至还规定了借款，双方商定由贡王准备以卓索图盟矿产资源的开发作保，从日本借款二十万日元。在他的带动下，巴林右旗王扎噶尔和宾图旗王棍楚克苏隆也试图与日本人达成同样的协定。贡桑诺尔布根据借款书的规定，从在北京的日本正金银行借到白银3万两，并和日本泰平公司订了一份购买枪支弹药的合同，言明贡王必须派人点收。”
“他这是找死！”
“眼下风声这么紧，贡王为什么要急着买军火呢？”何峰颇有疑惑。
“起因在袁世凯那里。他对旗人的不信任，勒令冯国璋管辖的禁卫军中旗人返乡，马三营也回到了内蒙古。事情就坏在这里，本来旗兵返乡也没什么要紧，武器在之前就上交了，但马三营不一样，他们一回去，就立即被贡王罗致帐下，人有了，贡王就急着要装备他们以便情急时可用。而且，由于清帝退位，这些兵卒对汉人多有不满，对排挤他们的袁世凯不满，对我们更是不满。这种不满，反过来又被贡王所利用。”夏海强说，“我早就盯上他了，一个他，还有棍楚克苏隆、乌泰，一个都休想跑。”
“机会也不是没有！”葛洪义还是那副笑眯眯的脸，“蒙古族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汉族有阶级矛盾，蒙古族自然也有。”
“这是个好主意，你盯上了蒙古族贫民？”
“是的。”
伊克昭盟达拉特旗札萨克逊布尔巴图，于去年承袭其父图门巴雅尔的爵位，淫奢成性，贪婪而残忍，变本加厉地剥削。广大牧民除负担90多种捐税之外，无论男女一成年就要自带干粮到树林召王府应差服役。前不久，听说我们要改革八旗制度，他低价典押了多顷土地，收取大量的地银，而广大贫苦牧民只能以吃糠皮、喝茶渣、枕草包度日。他还娶了满、汉、蒙三房福晋，分别在北京新开路、绥远城辘辘把巷、包头彭贵人巷购买了三处豪华府第，还用30块银元买了一辆美国产小轿车，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又比如准噶尔旗辅国公纳森达赖，不仅逼迫佃户以倒四六交租，每年收入租银三万元，租谷达八千石；而且还通过强购、套购等手段，吞占了大量土地，范围遍及河套的将军窑子一带，杨家湾、府谷的古城和哈拉寨等地，并且将西营子西官府大什拉塔的土地全部霸占，另外，他在准噶尔旗大放高利贷，盘剥广大牧民。
假戏真唱
由于蒙古族的生产力水平低，特别是保留了农奴制等超经济强制手段，剥削程度较汉族要深。也因此，自古以来，蒙古族有一种很有特点的民间起义组织――‘独贵龙’（‘独贵龙’即环形，参加运动者在开会时，大家坐成圈形；通过决议后，签名者也呈圆圈形，使别人不易识破谁是领导者），特别是伊克昭盟的”独贵龙”运动，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自太平天国起，该旗接连不断地掀起‘独贵龙’运动，进行反对王公官吏的横征暴敛和官府兵差徭役的斗争。
“果真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啊！”大家唏嘘不已。
“腾龙社已打探到风声，伊克昭盟杭锦旗河套(今巴彦淖尔盟)地区在旺丹尼玛、查干宝鲁特的领导下，已开始了串联，并在搜集民间枪支武器；乌审旗席尼喇嘛(原名乌勒吉吉尔格勒)以60多个安答(安答意为结拜兄弟或盟友)为核心，在全旗组织了11个‘独贵龙’，反对本旗札萨克察克都尔色楞。席尼等人提出：反对出卖土地牧场；旗内所欠新旧债务，不得以蒙民惟一赖以生存的土地来抵偿；严格整顿旗政，杜绝贪官污吏；每逢荒年饥馑，必须减免税课，不得额外增派；严惩大哈屯(指札萨克福晋娜仁格日勒)等淫乱无忌，勾结贪暴之徒，欺压人民，败坏旗政的‘妖魔’；我看可以在他们身上动脑筋，趁这个机会把这些反动王公一网打尽。”
“可这些王公让我们出兵镇压怎么办呢？”何峰提出了他的疑虑，“从程序上来说，我们有义务平定任何动乱。”
“老何，你倒天真，帮他们平乱？我要趁机下手呢！”
“不，要帮他们平乱！”秦时竹想了一会，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脑海里形成了，“满族八旗要改革，蒙地八旗也要改革。在平乱时，我们不妨答应那些贫民出台减免税收、划分土地、废除农奴制残余的要求，然后把旗地改革也放风出去。”
“这个意见我赞同。出于阶级特性，这些封建王公自然是不会答应这些措施的，这样一来，不仅违反了北疆委员会的命令，而且更容易招致旗民的不满，孤立了他们可以方便我们解决。”
最后，秦时竹似笑非笑地对大家说：“今天还有一个任务是和大黑演一出戏给老袁看。”
“演戏嘛，呵呵，没问题。”陆尚荣很得意，“咱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你们还别说，我真有点演戏的天份。哈哈哈！”
“瞧你得意成这样子。”夏海强立马跳出来打击，很快，响起了“乒乒乓乓”的声音，然后是秦时竹等人面带怒容，甩门而去……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强，这一幕，很快传到了赵秉钧的耳朵里，他急急忙忙地找老袁去汇报：“报告大总统一个好消息，陆尚荣据说和秦时竹等人好好闹了一场！”
袁世凯一听来了兴趣，问，“怎么回事？”
“前两天，秦时竹借巡视北疆名义，到各地视察，顺便给北疆各部队授旗、授衔，据说围绕着内蒙事务，和陆尚荣吵了起来。具体内容，由于他们开会很隐秘，目前倒也没有打听到。”一看袁世凯有些失望的神情，赵秉钧赶紧补充，“不过卑职会继续努力的。”
“我知道了。”袁世凯不冷不热地来了这么一句，“难道是秦时竹年轻气盛，御下无术？”
“大总统，不管怎么说，他们吵架，对我们总是有利的。”
“可这两人为什么要吵架呢？据说都是拜把子兄弟，十多年的交情，现在又穿一条裤子，说翻脸就翻脸？”
“听说这段时间陆尚荣对秦时竹多有不满。”赵秉钧不慌不忙地分析到，“由于陆尚荣出兵京城，各地报社拍马屁、歌功颂德之人不少，声势很旺，秦时竹大概难以容人，自古都说功高震主嘛。”
“就这么简单？”袁世凯不相信如此简单的理由，“我倒是觉得陆尚荣的所作所为像是出自秦时竹的授意。”
“大总统，依我看，陆尚荣和秦时竹表面上看亲密无间，实际上却同床异梦、各怀鬼胎。”赵秉钧开始娓娓道来，“起事前，陆、秦同为奉天巡防营一路统领，官职相当，地位相同，秦时竹因为善于逢迎，稍占优势而已，陆和秦只有相互利用的关系，决没有甘心听命的必要；起事时，陆尚荣出了大力，我问过赵次帅（赵尔巽）当日攻打谘议局大楼其实是陆尚荣的部队，陆、秦两人虽有合谋，但同时主谋，陆出力甚至还更多一些，只是因为秦时竹手段狡猾，又与谘议局吴景濂、袁金铠等过往甚密，才占了东北大都督这个称号，按理说陆是不应该心服的，此其二也；东三省全部落于秦党之手时，吉林都督被周羽拿去，黑龙江都督被吴俊升拿去，陆尚荣虽然出了大力，却被发配到山海关镇守，什么像样的官职也没有捞到，他心中有气，也属正常，此其三也；可以说，亏得陆尚荣守住山海关，秦时竹才能顺利接收关外政权，但秦时竹在论功行赏时，吉林、黑龙江都督没有给陆尚荣做，甚至连后来的山西都督都让蓝天蔚做了，蓝天蔚还是陆尚荣率部队救出来的，秦之用人，犹如积薪，后来者常居上，听说也有人为陆尚荣抱不平，外人尚且如此，何况本人乎，此其四也；后来，秦时竹总算安排陆尚荣做了内蒙古都督，但又偏偏设立了绥远镇守使、察哈尔镇守使两个职位分陆尚荣之权，那绥远镇守使是禹子谟之婿、葛洪义的连襟，那察哈尔镇守使夏海强是周羽的大舅子，和秦时竹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说好听点是帮助陆尚荣，说难听点就是牵制、监视陆尚荣，更有甚者，秦时竹居然还派出柳大年到内蒙古担任民政长，公然架空陆尚荣，此其五也；最后，近日我们和秦时竹交易军火，其实有大一部分是陆尚荣和我们交战所得，由于内蒙贫瘠，难以养兵，陆尚荣要求秦时竹不仅要答应每年给其拨款，其余卖军火所得，也要全部给予陆部，但秦时竹却坚持要统一调配，分给其余两处，陆尚荣安得不恼？为了争权夺利，陆尚荣将自己的大舅子任命为山海关守备旅旅长，并提升了一大帮亲信，虽然秦时竹没有明说，但看得出来对陆尚荣很不满，私下里在发牢骚说陆尚荣眼中没有他这个巡阅使……”
“那陆尚荣进兵到底是何用意？”
“我意以为，陆尚荣终究是一介武夫，对何者为正统看得还是挺重，上次进军，对大总统还是效忠的，我看不妨施以恩情，为大总统所用。”赵秉钧笑着说，“这样，秦时竹少一羽翼，大总统多一得力干将，再不济也能让他们互相猜疑。”
“你说的倒也不是没有道理。”袁世凯陷入了沉思，“倘若真是如此，我看倒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拆散秦、陆联盟。”
“大总统英明！”赵秉钧赶紧跟上，“秦时竹虽然号称北疆巡阅使，但本人其实是个政客，并不会打仗，如果能成功地将陆尚荣拉到我们这边，等于砍去了他的一只手，将来对付起他来，可就容易多了。”
“这事你继续给我盯着点。”袁世凯转念一想，“智庵呐，下个月你去试探试探，咱们绕过秦时竹，直接问陆尚荣买武器，看他怎么处理？”
“是，正好趁这个机会看看。”……
3月底，袁世凯正式签署命令任命各部总长，同时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并统辖两江军队，黄兴拒不接受这个任命，袁世凯转而提名徐绍桢继任，又遭到南京部分驻军的反对，参谋总长一职就这么挂了起来，直到半个月后由黎元洪领任。
唐内阁通过后，4月1日，孙中山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次日，临时参议院决议临时政府前往北京，南京政府的使命就此结束，但南北双方的争执并没有减少。为了保证责任内阁制的实行和议员正常行使民主权力，孙中山在卸任前提议由王芝祥率领南军1万人护送国务员、议员北上，然后留驻北京，美其名曰防止再度兵变骚扰北京政府的正常秩序。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袁世凯当即表示拒绝，并假惺惺地表示，“王之为人，吾极赏识，使之督直甚好，若是带兵北上，则颇多危险。”冯国璋、段祺瑞等一干北洋将领联名通电反对，“北方军人万难忍受，倘有意外，本将校不负责任。”但南京方面仍然坚持派兵北上，只是表示在具体人数上可减至两千人。袁世凯见此，别有用心地提出将临时政府移设南苑，令赵秉钧等人负责在南苑兴建兵房，梁士诒等监督铺设铁道，故意借此虚张声势，挑动反对情绪。北京市政维持会、总议董会则宣称：“南军倘若北来，则北京各处即一律罢市。”
黎元洪也发表通电，攻击派兵护送阁员是“藏心猜忌，足以亡国”，要求唐绍仪与南方阁员迅速北上。关键时刻，内蒙古都督、北疆国防委员会主任陆尚荣发表宣言：“……北方现今秩序巩固、人心安定，若派兵北上，是糜烂大局之举，……派兵护送阁员进京，为自古闻所未闻之事……军令、政令自当统一，若五天后‘事犹延迟’，请大总统派员先行护理……”并对记者表示，“本督前些时日前往京城平定兵变，亦不敢在驻兵处擅自做主，阁员进京如若派兵护送，是以敌国待遇对待我等，或是对我等担当护卫之手段不予信任，北方将士对革命累有大功，如此处置，真是令人心寒……”陆尚荣毫不客气地指出，“南方各军，也有军纪败坏之辈，如苏州兵变（他指的是3月末江苏民军自安徽寿州调回苏州时，因不满减少军饷，当夜哗变，焚掠商店、钱庄、当铺等，损失在万以上，28日午后，江苏都督庄蕴宽派兵镇压），以此调军队进京，岂非贻笑大方？”
袁世凯见状大喜，连连夸赵秉钧，对陆尚荣联络不错，工作卓有成效，在中间人的牵线搭桥下，双方达成秘密协议，陆尚荣将本部多余之0杆步枪，万发子弹，0余枚山炮炮弹上交与陆军部，陆军部以“抚慰”名义下拨专款万元。段祺瑞、冯国璋等人虽然有所怀疑，但毕竟是真枪实弹地交货而且价格比从秦时竹那里弄要低，也就没有阻挠。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貌似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说陆尚荣等人平息兵变有功，倘若真要派兵护卫首都治安，该部也应该首选，“何必舍近求远？”
4月9日，南方再次退让，唐绍仪电告袁世凯：南京已取消派兵护送阁员之行动，并解释说，他在南方专注于处理善后事宜和邀集阁员北上，绝非有意“逗留”。其实，自从唐绍仪加入国民党后，他与袁世凯之间的思想差距越来越大。不错，唐绍仪确实是北洋的老人，袁世凯的心腹，但他毕竟是留美学生出身，接受了共和民主的新思想，加入国民党虽然是权宜之计，但并不违背他的本性。袁世凯想让他做一个俯首帖耳的奴才，那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唐绍仪的理想是做一个有实权的总理，他可以倾向于袁世凯的意见，可以尊重袁世凯的决策，但绝非没有自己的主张。兵变事件，他看得很清楚，知道这是袁世凯的手段和阴谋，对于袁的认识更加深了一层，对于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法渐渐感到不满。因此，南方要求派兵护送，他并没有反感，反而觉得能增强自己的地位。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应付，特别是黎元洪和陆尚荣的表态，让他大吃一惊，为避免南北决裂，他只好忍了下来。
航运搭台
4天后，唐绍仪偕同蔡元培、宋教仁等同盟会阁员北上，并随后在总统府召开由唐主持的第一次内阁会议，宣布内阁正式成立。会议决定，各部组织实行“新旧并用”，原南北各部人员同时兼顾的原则，唐绍仪本人表示，为“显示南北合作”，提议“多用南方人”。袁世凯大为不悦，明确指令各总长：“官制虽改，断不能全换新手，仍当照前委任，或略更调而已……”
赵秉钧立即公开声明，“于新知识毫无所得”，并以内务部干系重大为由，坚持全用北洋旧人，迫使唐绍仪同意绝不干涉部中用人权。段祺瑞原想推荐其心腹徐树铮任陆军次长，不得已改提南方来的蒋作宾，未等其到任，就抢先任命徐为秘书长兼军学处长，同时任命了各司司长，将蒋从南方带来80余人撂在一边不予理睬。跟他提意见，他振振有词地说：“次官与以前副大臣、侍郎均不相同，无干预委任秘书长、司长之权。”经过调停，勉强同意增设三司，安排南方诸人，但公开声明：“以后司长由总长荐任，次长不得与闻……”
对袁世凯撇开自己直接发号施令的局面和赵秉钧、段祺瑞等人的嘴脸，唐绍仪更加气愤，但还是忍了下来，无形中，他与袁世凯的距离越来越大。
4月15日是中国人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日子，早在几天前，代表们就已经陆陆续续地从各地赶来，其中不少人选择从上海坐船到营口登陆，然后再到沈阳参加会议。这段时间可把秦时竹等人忙坏了，特别是秦时竹，一方面要和南方局商议政治报告内容的事务，又要陪同企业家代表，尤其是沈麒昌等人组织的“北疆建设考察团”成员陆陆续续前来商议投资事宜。对具体的商业投资举措，都是由沈麒昌、禹子谟等人在操心，只在宏观政策层面，才由秦时竹予以一锤定音。
投资的花样很多，有只入股分红，不参与经营的，这一般都是投资于辽阳控股；有与北方公司合作开办企业的，这个一般是南销的工业品，由于东北资源丰富，特别是钢铁、煤炭、电力等基础设施相对比较完善，是一个投资的理想场所；也有独资经营，主要就是纺织行业，尤其是以张謇为代表的南通纺织业。
对各路神仙的投资，北疆委员会给予了优惠政策，税收方面重点减免了厘金，任何企业的产品，在出厂时缴纳完毕本地税收后，如果不出省，只需在销售地缴纳一笔税金即可；倘若出省，则每过一省缴纳一省的厘金……有人做过计算，在这样的税收体制下，大宗货物从直隶运到秦皇岛，再走海路到胶州湾的费用比直接从直隶运输货物到山东胶州湾要便宜很多，倘若货物原产地在东北，则费用更加低廉。由于上海是中国当时大宗商品的集散地，无论从秦皇岛港还是营口港出发，直接走海路到上海不仅运费节约，时间也有保证。
禹子谟和沈麒昌和北上的虞洽卿商谈合作组建轮船公司的事宜。虞洽卿在来东北前，已初步打探得知沈麒昌、禹子谟要组建新的航运公司，目标首当其冲是招商局，并且流露出愿意与他合作的动向。眼看赫赫有名的北方实业就要大张旗鼓地介入航运业，如此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自然不能轻易放过，但他是商场的老狐狸，没有确切把握是不会上钩的。他脑海里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自己一手创建的宁绍商轮公司目前还远远没有形成气候，北方实业没有找其余实力更强大的对象做搭档，却找上了他，他心里十分忐忑，毕竟招商局是国内势力最庞大的航运企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可不会贸贸然将自己的家当搭进去。
全面介入航运业是秦时竹等人制定的既定方针，从总体形势来看，航运业尤其是海运业，为经济的重要命脉，非掌握不可。从港口条件看，营口港、秦皇岛港均属于自开商埠，没有帝国主义的掣肘，特别是秦皇岛港的股份完全掌握在北方实业中，正在修筑的葫芦岛港也是将来的良港；从船只来看，开平、开滦合并后，接收了7条船，虽然船况一般，总吨位偏小，但毕竟有自己的船；从经济形势看，随着一战的到来，海运业将大大发财，特别是各大列强要专注于本国运输，无力兼顾远东市场，是一个理想的投资场所；从军事角度看，有了发达的海运业，可以顺理成章地发展造船业、修船业，培养一批懂航海的人才，这些都能大大缩短海军的建设周期。因此，组建航运公司和修筑、扩建各港口，兴办船舶学校，建设造船厂等一起构成了系列任务，变得十分迫切和重要。
撇开列强的航运公司不谈，如何处理与招商局的关系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众人经过商议，认为盛宣怀视招商局为私产，断然不可能允许合作，而且招商局官僚作风严重，不经过大的改革，是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没有合作价值。从感情上说，招商局对于北方实业也不大友好，前次开平、开滦打价格战，招商局一直站在英国人一边，整一个洋奴习气，让秦时竹恨得牙痒痒，此番正好报复。当然，从目前的基础上缓慢发展也不是一个理想决策：一来北方实业对航运业不熟悉，慢慢搞时间上不允许；二来，在江南没有势力，风险太大。众人思来想去，觉得选择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最为恰当。在秦时竹眼里，虞洽卿目前的势力虽然比较小，但上升空间很大，与他合作，是理想的契机。关键在于如何合作和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沈麒昌经过南下考察和与虞洽卿的初步接触，确实认为秦时竹说的有道理，为打消虞的顾虑，特意邀请他北上考察，顺便开始艰苦的谈判：
“长江航运，目前基本为英、日两国所垄断，江南内河航运，各家势力夹杂，招商局在南北海运方面则势力比较大，盛宣怀视为自家私产，由于害怕政府染指，前些日子还假托政府借债抵押，企图依附日本方面，幸被识破未能得逞。”虞洽卿将轮船招商局的的情况大致介绍了一些。
“盛宣怀祸国不浅，前次‘干线国有’就是此人的主张，此番举动更可见其包藏祸心。”禹子谟愤愤不平，“听说招商局亏损严重，不少船只都经年失修？”
“船只失修确实不错，至于亏损，那却是近期的事了。在前清，招商局虽然属于商办，但官府势力隐然其中，盛宣怀本人又多方加以庇护，经营等各方面还算可以，总的说来年年有盈余。当然，由于经手之人庞杂，贪污舞弊情况严重，实际上的盈余远远没有在账目上的多。”虞洽卿还是相当客观地看到了事实，“前次事件后，招商局不少股东对盛甚为不满，甚至萌发驱逐盛宣怀势力之念头，无奈其经营多年，势力盘根错节，才没有实现。”
“如此说来，招商局内部也非铁板一块？”
……
沈、禹、虞三人谈论半天，慢慢转到了自身合作的话题上来。
“虞先生，目前北方实业筹建新的航运公司，不知您有何见教？”
“好哇，沈老又要出大手笔啦？”
“八字还没有一撇呢。”沈麒昌看时机已经成熟，说“虞老板驰骋商场多年，对航运业了如指掌，我的意思是不妨两家联手，共同组建。”
“沈老肯找我合作，我自然是求之不得，只是本公司成立不久，比不得那招商局根深叶茂。”虞洽卿不失时机叹起了苦经。
“既然是两家共同组建，自然要竭诚合作，虞老板有什么想法，不妨提出来。”
“痛快！”虞洽卿眼珠子转得飞快，“敢问禹主任，听说您在辽阳控股中也有股份，同时又是北疆委员会的主任，请问在港口利用方面有何优惠？”
真是个老狐狸，禹子谟在心里暗暗骂道，嘴上却客客气气地说：“革命成功后，为贯彻秦都督官商要分开的指示，凡北疆政府所掌握的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企业全部将股份转让给各商家了，现在政府在各港口没有股份的，如果要交涉港口利用费用，只能与相关港口的管理公司来往，行政不能干预。该享受的优惠，新企业都能享受，不能享受的额外便利，也自然不能享受。政府可以为投资提供方便，但绝对不会有所偏袒，一视同仁嘛。”
“一视同仁！好！”虞洽卿话是这么说，心里却有些失望。
“虞老板，不瞒你说，这几个港口，除了营口港外，老夫掌控的辽阳控股都有股份在里面，如果我们合作，优惠可能没有，但适当照顾一下，这个面子还是有的。”沈麒昌乐呵呵地说，“你绝对不要为码头的事担心。”
“航运公司竞争，主要就是运费和时间的竞争，谁运得快，谁收费低，谁就有生意。自来航运公司之间的竞争，大都是运费间的竞争。”虞洽卿接着说，“从目前看来，争取客源我是有把握的，但如何降低成本却着实让我伤脑筋。如果不降低成本和招商局硬来，只能是两败俱伤。”
“不知这降成本究竟难在何处？”
“成本大致由四块组成：首先是税赋成本，原本招商局承蒙官府照顾，税赋比我们要低，现在民国建立，估计这个照顾就没有了；其次是人工成本，各经理、职员要发放薪水，各船长、水手要开工钱，毋须讳言，招商局在这个方面要比我们费用高；再次是设备费用，船只要折旧、要保养、要修理，这都需要钱，运货要用燃料、油料，这些也要钱；最后就是零零落落的费用，比如官府需要打点，地方上要孝敬。”虞洽卿苦笑一声，“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让沈老见笑了。”
“让我想想看。”沈麒昌不慌不忙地说了起来，“最后一个打点费用我可以担保，在北疆境内，绝对不用！”
“那是，那是！”虞洽卿忙不迭地点头，“北疆政治清明，官员廉洁，想必没有这样的事情！”心里却在嘀咕：自然没人来勒索你了，你女婿秦时竹现是北疆巡阅使，赫赫有名的东北王，哪个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来犯上？
“至于设备嘛，也好解决，一来辽阳控股名下有不少煤矿，我可以要求他们先将船只所用之煤以平价出售，损益费用算作他们投资的股份。”
“很好！很好！”上次为了收购，开平、开滦大打煤价格仗，虞洽卿尝到了甜头，现在又听说有这么便利的条件，顿时眉头舒展。
“另外，凡是北方实业名下的大小货物，倘若需要南运，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由新公司承运，算是一个顺水人情。”
“好！”虞洽卿更加高兴了，北方实业的货物可不少。
“还有，目前船只短缺，我打算再从国外购买，用于扩张实力……”
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达成了组建东方航运公司的协议，总资本万，其中辽阳控股万，虞洽卿万，业务范围主要为南北海运。
东方航运公司的成立是北疆开发的典型缩影，在有利条件的刺激下，“北疆建设考察团”成员纷纷有意表示在此投资，立即达成意向的除虞洽卿以外，还有张謇的北通纱厂，荣氏兄弟的新荣纱厂，其它诸如穆藕初、沈联芳等实业大亨也持赞成态度。
内有叛乱
4月15日夜，中国人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沈阳召开，大会主席团各成员在主席团就坐，秦时竹做政治报告，他讲到：“……民国初立，百废待兴，本党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意图改造中国为世界强国……本党在当前及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都要围绕着这个目标展开工作……对于民主、宪政，本党寄予希望，认为这是中华新生之保证，人民幸福之指南……”
两天后，《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会议公报，通报情况：……葛洪义向各位代表宣读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秦时竹向各位代表做政治报告，张謇做党章报告……经过充分酝酿和讨论，大会选举秦时竹为中国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张謇、吴景濂为副主席，秦时竹、张謇、吴景濂、张榕、袁金铠、禹子谟、沈麒昌、葛洪义、章太炎、陆尚荣、何峰、沈钧儒、程德全、汤寿潜、马叙伦、左雨农、周羽、黄炎培、梁善济、林伯渠、瞿文选等21人当选为中常委；葛洪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马叙伦为宣传部长；袁金铠为组织部长；左雨农为秘书长……公报最后指出，这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号召广大党员“同心同德建设一个新中国”……
秦时竹等人忙着开大会，远在内蒙的贡王和棍楚克苏隆也没有闲着。召集了各旗秘密会议。在会上，贡王极力煽动民族对立情绪，说什么秦时竹做了北疆巡阅使，陆尚荣做了内蒙古都督，夏海强做了察哈尔镇守使，他们都是汉人，全部是我们的敌人。今后必然压迫我们，大家尤其是各旗若是想生存，则必须自己当家作主，眼下唯一的路子就是仿照外蒙，实现独立，然后脱离中国加入大蒙古国。
然而除了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乐山支持采取独立行动以外，大多数内蒙古王公对独立都不赞同。他们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独立以后，有更大的自由空间，以前内蒙古还有清廷管辖，若真是独立，就意味着他们成了土皇帝，这当然是件快意的事情；另一方面，他们也感到担心，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对脱离中国感到担心；他们认识到，由于他们的领地靠近各大政治中心，如沈阳、承德等，而且秦时竹在内蒙古驻扎了重兵，这种举动是相当危险的，处理不好就是自杀。究竟是选择过把瘾就死还是夹着尾巴做人就成为这种矛盾心理的确切写照，考虑到个人安危问题，出席会议的蒙古王公，“全场默然，不发一言”，最后只能不欢而散，未取得任何结果。
贡王的心态和大多数蒙古王公不一样，善耆、川岛浪速等被炸死，让他有了兔死狐悲的感觉，再者，由于失去了善耆这个可以利用的棋子，日本在贡王身上下的功夫就更深了，使他铁了心要将“独立”进行到底。会议结束后，贡桑诺尔布一面慎重地观察事态，一面继续进行“独立”活动。他为了与库伦政权谋求统一建立“大蒙古国”，探索各种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便派出一位有名望的喇嘛罗布桑却珠（喀喇沁右旗王府的八代管旗章京，具有四十年世俗生涯的达喇嘛）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前往库伦进行政治活动。
罗布桑却珠到库伦后，立即与本旗海山(当时任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政权内务部司官)取得联系。为笼络人心，加强外蒙叛国集团的影响和势力，罗布桑却珠在一连串的重要会议和仪式上受到了哲布尊丹巴和其他官员的欢迎；后者也投桃报李，正式祝贺哲布尊丹巴登基。经多次会谈，库伦政权任命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为内蒙古六盟四十九旗长官，希望能在合适的时间与外蒙古合并。所幸的是，罗布桑却珠还没有完全丧失头脑，在库伦期间的所见所闻，尤其是俄国人耀武扬威、盛气凌人的情景，使他感到十分消极，对所谓的大蒙古国大大打了一个问号。如果说汉人统治蒙古，还只是在礼仪和外交上要求统治权，对蒙古各旗的内部事务并不算粗暴干预的话，俄国的行径就只能用残酷压迫来形容了，他对新政权的前途感到悲观。在这个前提下，针对库伦方面要求他将有关此项任命的印信转达贡王的要求，他犹豫不决，最后还是婉言谢绝了这个棘手使命。不久，罗布桑却珠将一切情况告诉了贡桑诺尔布，贡王对“希望合并”的问题，再也提不起劲来。
“联合”不行，贡王选择了“单干”。在派遣罗布桑却珠前往库伦联系的过程中，还指派阿拉坦敖其尔(金永昌)前往大连的日本基地联系领取原定在铁岭车站接运的日本武器。但日本泰平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地点运到铁岭，而是把标有“东蒙古开垦用新式农具”字样、内装枪支弹药的十几个木箱错运到郑家屯站。阿拉坦敖其尔到郑家屯后，当把这些军火分别装在十几辆牛车上，准备运往喀喇沁旗王府的时候，被周羽的军队查获，车上十几名穿着中国服装押运军火的日本人亦被枪决，武器全部被缴获，阿拉坦敖其尔只身脱逃。这个消息被敏锐的葛洪义抓住了，夏海强正愁没有机会下手，得知消息后不禁哈哈大笑。
“机会来了……”葛洪义简要地把情况向秦时竹介绍了一遍。
“老大，动手吧，兄弟我等不及了。”夏海强一副摩拳擦掌的样子。
秦时竹不置可否地点点头，问道：“部队准备好了？”
“好了，而且还和‘独贵龙’联系上了，他们答应帮忙。”夏海强底气很足地说，“不用我自己动一个手指头！”
“你有没有考虑过万一失败的可能？”
“不碍事，我和李春福商量过了，借他的骑兵用用，实在不行，只能用武装解决，借口是蒙古部落内讧。”夏海强得意地说，“到时候再出动飞艇，就十拿九稳了。”
“如果‘独贵龙’内部有人走漏了风声怎么办？”
“那也不碍事，勾结外蒙，私卖军火的罪名已经够他喝一壶的了，怎么着我们都有理。”
“我看要抓紧了。这次他买军火侥幸被我们截获，若是下次再买，我们可就不一定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到时候动手恐怕付出的代价要更大。”葛洪义也在敦促秦时竹下决心。
“好，动手！”秦时竹的话音刚落，左雨农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不好了，都督，赫图阿拉急电！”
“绝密！现有满族宗社党余孽作乱，勾结各旗旗主，煽动叛乱，已打死两人，打伤三人！”左雨农在后面补充，“据了解，这些都是下去推行八旗制度改革的官员，被旗主煽动不明真相的满人杀害！”
“宗社党？”秦时竹的眉头皱了起来，“看来这里还不太平啊！”
一会儿，有人秘密走了进来，在葛洪义耳边耳语几句又走了，这是腾龙社发来的线报，两下印证，更加证实了消息的可靠。
“海强，你马上回察哈尔去，暂且休整，何时动手听令行事，我先把这挡子事情处理完再说”……
接到叛乱的消息，秦时竹等三人愣在那里，沉默了一会，秦时竹果断下令：“左秘书长，立即做好下列事情：
1、立即通知郭松龄的第11师，准备精干人马，在辽阳待命，准备武装平叛；
2、通知电报局，凡是赫图阿拉的所有民间电报一律不予拍发，借口电报线路检修；
3、告知各报馆，一律不予刊登有关叛乱消息；
4、命令王云山带领人马立即加强城内巡逻力量，防止不测事件发生；
5、紧急召集政府各要员，一个钟头后在会议室开会；
……”
左雨农连声说“是！”遵命而去，葛洪义打趣道：“没想到大哥现在应变能力这么强了！”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秦时竹瞪了他一眼，又自言自语地说了起来，“历史上好像没这个叛乱啊？”
“我估计也没有，但是现在你掌权东北，又要改革八旗制度，这些满人不闹翻天才怪。”葛洪义冷静地分析后说，“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原因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只是我在考虑，背后有没有人插手。”秦时竹神情严峻，“先是有偷运军火，现在又有满人叛乱，真是一天安生日子也不让我们过。”
“偷运军火是日本人的小动作，满人叛乱据情报上说是宗社党。”葛洪义有些狐疑，“宗社党是善耆、良弼、溥伟等人搞起来的，现在前两个已死，还剩这个小恭王，是不是这家伙在闹腾？”
“我看不像，溥伟虽然年轻气盛，但对于形势应该还是认识得很清楚的，你看会不会是袁世凯在里面弄鬼？”
“袁世凯？！”葛洪义反复在掂量，“有这个可能，可袁大头和宗社党是死对头，应该没有这么快和解吧？”
“不好说，也许是基于互相利用，说到底，这不是关键，关键是事情怎么办？”
“事情好办！查出直接责任人，然后杀一儆百，用军队军管6个月，直到八旗制度改革完成。”
“若是事情越闹越大呢？难不成都用军队镇压？”秦时竹有些疑惑，“宗社党这么大的举动，腾龙社事先没有接到预警，事后报告反应也和正常途径差不多，你觉得奇怪不奇怪？”
“那就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这个事件就是临时起意，根本没有什么阴谋，自然谈不上预警；另一个可能就是这个事件是个大阴谋，无论是策划者还是执行者都隐藏得很深。”葛洪义分析道，“如果是前者，自然好办，如果是后者，那麻烦可就大了。”
政府紧急会议的结果，赞同秦时竹提出的应急措施，会刚刚开完，腾龙社又将一份报告送了上来：“经初步调查，前次被吉林方面击毙之日本人，不是日本特务，也不是泰平公司的人，到倒像是他们雇佣的日本浪人，很可能是黑龙会的人……另外，逃跑之人的身份尚未得到确认，据参与抓捕行动的官兵描绘，此人一副蒙古人装束，面貌特征也和蒙古人类似……”
黑龙会对葛洪义已不是什么新鲜名词，要在东北主政，不和这些黑势力斗一斗是不行的，这个事件，也许是一个不错的突破口。
“咱们要防着贡王狗急跳墙呢！”葛洪义说，“这个漏网之鱼很有可能就是贡王派去的联络人员，此番逃脱，必然会去向主子报告，让贡王先动手我们就被动了。”
“不用担心。”秦时竹很冷静地分析，“从郑家屯到贡王府，路途遥远，一人逃跑即使顺利没有几天的功夫也是不行的。海强应该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布置，如果贡王是个聪明人的话就应该按兵不动，毕竟没有了这些军火的支援，他要起事只能是拿鸡蛋碰石头。”
“要是他狗急跳墙呢？”
“那岂非正中夏海强的下怀？”
在沈阳的日本总领事馆里，新任领事落合谦太郎在不安踱步，接任前任领事的工作已近2个月，但千头万绪，工作还是难以顺利开展。
落合谦明白此次到东北来的任务，一来是前任领事任期届满再加年纪到限，确实到了该换人的地步；二是政府方面对前任工作并不满意，认为他急于求成，很多可以拿到的利益没有争取到，日本贷款1万给了秦时竹，却没有收到相应的效果，得到的回报远远不如期望那么高；更重要的是，从秦时竹等人的举措来看，他们根本就没有将日本视为唯一的靠山，反而在四处联络德国、英国、美国诸国，这又是日本难以容忍的；军部对于前任最大的不满就是没有保护好与日本利益至关重要的人物，比如善耆，刚刚答应在日本扶持下举事转眼就被人暗杀，甚至还搭进去川岛浪速这个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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