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亨
来源：因特虎智库（ID：intrhooclub）
这是一篇全面、深入了解深圳经济特区发展37年风雨历程的雄文，可能会占用你一点点时间，但看完你绝对不悔。另外，今天（8月26日）是深圳37岁生日。
不被人们看好，却蒙上苍垂青。37年，深圳一直是个意外！
1、一问：“蛇口之父”遗憾什么？先有蛇口，后有深圳。
深圳作为现代商业之都，真正意义上的开埠，不是从“深圳墟”开始，而是从“蛇口开发”开始的。
“蛇口之父”袁庚选中蛇口的原因，据说是这里靠近电网，有用电的便利；靠近白坭水库，有饮用水便利；这里占用农田不多，离蛇口镇不远，生活供应比较便利；还有就是水陆交通条件不错，蛇口、赤湾都适合建港。
袁庚敏感地意识到：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已下定决心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面向全球吸收国际资金和先进技术；国家经济代表团正出洋考察，四处寻找打开局面的机会。袁庚就是瞅准这个时机，给广州和北京打报告，只要蛇口一块地，不要财政拨款，自告奋勇，为国家改革开放先行先试。
其时是年10月。今天的深圳在当时还叫广东省惠阳地区宝安县，县城就是深圳镇，蛇口则属于宝安的另一个公社。
好消息在年春天就到了。
年1月31日，刚刚过完春节，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袁庚一起来到李先念副主席的办公室。袁庚汇报了招商局的发展史和招商局在蛇口设立工业区的设想。他拿出地图，请李先念看：“我们想请中央大力支持，在宝安县的蛇口划出一块地段，作为招商局的工业区用地。”
据说李先念仔细看了地图后接过袁庚递过来的一支笔，在地图上一划：“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袁庚一看，很大一块地方，足有30多平方公里，他惊呆了，大概算了下，这得多少开发资金啊！袁庚没敢要这块30平方公里的地块，只敢要2.14平方公里、开发用地约亩的区域。
就是这2.14平方公里的蛇口，成了中国当代商业革命的圣地。蛇口的开山炮，引发了中国最新一波商业浪潮。效率、金钱、市场经济、商业文明，通过小小的蛇口，滚滚而来，席卷中国大陆，一发而不可收。这是作为始作俑者的袁庚自己也未曾料想到的。
袁庚当时实际上是中国百年名企招商局的第二十九任“掌门”。
招商局创立于年。主张其事的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负责通商事务，李鸿章等晚清“中兴大臣”领略了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厉害，也意识到非学习“洋务”，不足以应对“三千年来之大变局”。设立轮船招商局，“招天下商，通九州航”，实现富国强兵，正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大手笔。大名鼎鼎的洋行买办和工商业活动家徐润、唐廷枢等都先后入局，虽然历经晚清战乱、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一战、二战、解放战争，招商局亦曾辉煌，亦曾寥落，却始终不倒，在两岸三地绵延不绝。直到年，招商局还是香港四大中资企业之一，堪称中国洋务运动硕果仅存的百年名企。
就是这样一家厚重的民族企业，就是这样一位睿智的企业掌门，时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的袁庚，最初也仅仅是为了解决招商局自身发展问题才想到要在一水之隔的蛇口获得一片不大的、相对便宜的工业用地而已。他遵循商业常识运作，却促成了一轮又一轮影响至深至远的商业启蒙。蛇口，成了深商最早的“黄埔军校”，袁庚也成了第一位名副其实的“深商教父”。这一切，都是始料不及的，即便对于当事人来说，也是如此。
有人曾经批评袁庚：在李先念给他整个南头半岛这件事上，袁庚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后来袁庚自己也将这件事作为他蛇口事业中的三大遗憾之一。他对媒体解释：“我怎么敢要整个南头半岛呢？我要这么一小块蛇口，也是蛮大的一块地了。国家能够给予一个企业这么大的自主权，作为一个领头人，我要负很大责任的。这不是想不想要的问题，而是敢不敢要的问题，我没有那么大的胆量。”
连袁庚都是这么说，还有谁敢说自己一开始就对深圳的未来早有先见之明？
2、二问：“深南大道”有多大？如果说，蛇口开发，尚属企业行为，那么深圳建市，就是国家意志了。
年3月，中央和广东省决定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受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11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
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中通过由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通常是这一天，而不是宝安县改深圳市的那一天，被后来的深圳人作为“深圳生日”纪念。
年3月，深圳市升格为副省级市。
两年之内，深圳的规格连升三级。
“深圳梦”，在中国的南海之滨冉冉升起。
看一个城市的理想，就去看她的规划，最能体现当时深圳人远大理想的莫过于“深南大道”了。
按照原深圳市规划国土局总规划师郁万钧的说法，“深南路”不是深圳南部的一条路，而是指从东部的深圳镇通到西部的南头镇的一条路。这条“深南路”原本不是“深南大道”而是“深南小道”：年，从蔡屋围到当时上步工业区的深南路第一段修通时，全长只有2.1公里，7米宽，仅够两台车来回并行。
有位美国老华侨在广播上听到深圳建立特区，写信给深圳市领导：“你们新建城市，我很高兴，根据外国经验，一定要把路搞宽，路要有六线走车的宽度，开始建设不搞宽，将来城市发展了，路不够宽，后悔就晚了。”规划设计部门随即提出将路面加宽到50米，宽度增加7倍！很多人目瞪口呆：当时特区人口只有区区几十万，汽车也不多，需要修这么宽的路吗？
年2月20日，梁湘走马上任，担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他很快显示出与前任的极大不同：将深圳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城市来开发运营，而不仅仅是一个出口加工区。正在施工贯穿深圳东西的深南大道，便成为梁湘实现城市梦想的主线。
得悉在建中的电子大厦居然遮挡了这条大道的宽度，梁湘自然难以接受，下令暂时停工。但项目投资方已经投入巨资，无奈之下，电子大厦还是复了工。从此以后，电子大厦就成为人们反复讲述的深南大道之憾。今天，走在深南大道上，如果你留心，会发现电子大厦是靠近深南大道最近的建筑，这一段的人行道都因此收窄了许多。
年夏，梁湘率队到新加坡考察，被新加坡花园城市的景观震撼。回深圳后，决定在深南大道两侧各留出30米的绿化带，并在大道中间设置宽达16米的绿化带，以备修建地铁。当时设想从地表开挖的方式修建地铁，16米正是开挖放坡所需要的宽度。因电子大厦的影响，深南大道在上海宾馆以东为60米宽，上海宾馆以西却扩至米，有些路段此后达到米。其东段和西段由此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象。
自年到年，30公里长的深南大道，用了13年时间才全线贯通。对于这座城市的理想主义者来说，这的确是漫长的。
伟大的街道并非越大越好，但是没有超越，就没有伟大。美国城市规划学家斯皮罗·科斯托夫研究了一条在中世纪被称为Papal的街道，试图从这一公共空间的支配权的变化，发现其政治和文化功能的演变。一条崎岖的小路由梵蒂冈通往教皇的官方住所拉特兰（Latran）教堂，标志着在教堂、贵族住宅以及贫民社区之间现实权力的调整。一位新当选的教皇需要沿着这条街道走一遍，这段行程充斥着繁文缛节，他不得不5次停下来，抛硬币安慰狂热的围观者。到了利奥十世时代，街道的支配权从教皇转移到了城市市民手里，社会所有阶层参与的游行庆典成为街道上的主要活动，并逐渐变成了一个类似迎接主降临的盛大节日。
中国的城市建制、道路宽窄从西周开始，就按照京城、郡城、县城的权力等级依次排序，不得僭越。当设计部门提出深南大道路面要修50米宽时，激起了巨大反弹，可谓石破天惊。因为在当时50米的路宽在其他大城市都是难以想象的，“小小的深圳，有多少车啊？修来是资源浪费嘛。”怀疑、非议之声不绝于耳。但是主张深圳要“大规划、大建设、大发展”的“莽汉”梁湘在考察国外城市规划后力排众议，不但守住了50米，最终还更“大胆”地在总体规划里把深南路的宽度敲定在60米。郁万钧回忆说，当年争论深南路到底要修多宽这个问题，其实争论的对象已不仅仅是一条归类于“三通一平”的大马路，更多隐含着的是当时大家对整个特区发展战略、方向等观念上的碰撞和思考。
年郁万钧刚到深圳时，感觉深南路真宽，车不多，显得空荡荡的。真是有点担心什么时候这条路才能热闹啊。但是时间很快证明了一切，短短几年内，来深圳的作家已经用“车水马龙”来形容深南路了。难以想象今天的深南路如果宽度只有30米，我们的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郁万钧看着深南路，感受最深切的一点就是：对于一个城市而言，有一个具大智慧、大气魄、目光长远的决策者，该是何其有幸。
要知道，深圳一直被外界认为是偏远之地，是中心之外的边缘。当初选择深圳建特区，一部分人支持她，是因为深圳离香港近，离资金、市场近，离现代文明近；另一部分人容忍她，就是因为深圳地处偏远，又是个小不点的地方，搞搞小试验也无大碍。彼时人们来深圳，就象投奔异国他乡，长途汽车，长途火车，多次辗转，一路颠簸，跟五月花号上的美洲移民何其相似乃尔。
当然这也不是坏事。早期深圳地理上的偏远对襁褓中的深圳商业文明是一种难得的保护，倘若不是这种山高皇帝远的地理条件，深圳改革开放所遭遇的阻力可能会更大，大到她不堪承受。联想到中世纪威尼斯城只能在海上险滩中立足、发展，方才得到欧洲大陆庄园主的容忍，深圳早期的情形与一千多年前的威尼斯又何其相似乃尔。
深南大道作为与长安街、南京路媲美的城市标志性大道，从最初的7米宽到后来的米宽，从开始的2.1公里到建成30公里，从一条光秃秃的小路，演变为一条中国最宽阔的城市主干道，见证的不仅仅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倔强生长，更是中国社会机理的深刻变革。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深圳也不是。谁能在深圳建市之初就能一眼望尽深南大道的尽头？
3、三问：深圳东海岸有多远？袁庚是深圳本地人，老家就在深圳东部的大鹏湾。
他主持的香港招商局，本业是航运。招商局到深圳圈地搞开发，选址自然要在海边。
因此，东部的沙头角、大鹏和西部的蛇口都曾经是袁庚的选项，据说也都得到广东省主管领导的认可。从个人感情来看，袁庚肯定更愿意选择位处深圳东部的大鹏老家，那里的乡亲们穷困潦倒，巴望着他能带来投资机会，他自己也更能找到衣锦还乡的感受。但从区位、基础配套等方面看，位处珠江口东岸、南山半岛南沿，与香港一水之隔的蛇口，才是惟一的正确选择。
香港的财团曾经希望与袁庚携手，共同开发蛇口与南头，却被袁庚一口回绝，成为袁庚蛇口事业的又一个遗憾。直到年10月，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才与盐田港集团合资成立盐田国际，和记黄埔持股高达70%，重金投向港阔水深的深圳东部。这差不多已是蛇口开发15年之后的事了。
深圳更东部的大鹏湾，则因为其偏远，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的选址。
年前后，香港的电力供应一度紧张，为抓住此商机，中国水利电力部和广东省政府计划在靠近香港、广州、深圳等电力负荷中心的深圳市大鹏镇境内建设一座核电站，因选址在大亚湾畔，故命名为大亚湾核电站。核电站于年8月开工建设，年5月建成投入商业运行。年大亚湾核电站首个合营期结束后，双方将合营期再延长20年，至年。
大亚湾核电站的商业价值到底有多大，可以查看财务报表，大亚湾核电站对于深圳东部海岸的负面价值也许就难以估量了。
中国真正的滨海城市并不多。大连、青岛、海口，滨海，但是不甚海派。上海是海派的，但是近代上海并不滨海，黄浦江边的上海滩是河滩，不是海滩。在这一点上，近代上海与广州、天津，乃至南京，处境其实相若。
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具有海派气质的城市是宁波、温州、泉州、厦门、汕头和香港。宁波古城并不滨海，但是大宁波是滨海的，中古时期世界海洋贸易的中心之一就是中国明代时期的宁波海域。温州、泉州、漳州，以及潮州的樟林古港也都曾经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古泉州尤其是世界闻名的东方大港，商贾云集，人文荟萃，繁华景象超出现今许多人的想象。厦门、汕头、香港则是近代以来崛起的中国滨海城市。厦门鼓浪屿的别墅群绝大多数是南洋华商的私家宅邸，厦门大学、集美学村，由南洋商人陈嘉庚个人捐建，这些有地中海风格的近代建筑中西合璧，流风遗韵，影响至今。汕头因为处于韩江、榕江、练江共同的出海口，作为新兴的近代商埠，迅速崛起，取代了潮州在潮汕地区首府地位，以至今天的潮州人还为此耿耿于怀。
与近代天津的风头盖过北京，近代上海的风头盖过苏、杭、扬州、南京，近代汕头的风头盖过潮州相类，英国人主持开发的近代滨海城市香港，风头也盖过了老牌的商业都会广州。广州作为世界上唯一维系千年、从未间断过的大商埠，其商业地位被香港超越，除了人文的因素以外，地理因素不可忽略：广州是河港，香港是海港，海港超越河港，是人类从内河航运时代迈向海运时代的必然。
深圳的西海岸是内向的，熟稔的。当年蛇口开发的一声炮响，给斗私批修的中国内地，送来了久违的商业文明。那种开天辟地的感觉，虽然震撼无比，但其实并不陌生，完全是在内地中国人的历史经验的范围之内，对于菁英分子而言，完全可以接受，完全可以掌控。一个半世纪以来，多少惊涛骇浪，早已经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锤炼了中国人的神经。不就是把蛇口港打造成近代的黄浦港吗？招商局在长江口搞得，在珠江口就搞不得？不信这个邪。正是有了近代化经验的底气，才有了蛇口现代开发的勇气。
蛇口，左手边是深圳湾，右手边是珠江出海口，正前方的远处才是浩瀚南海。咸淡水在这里交汇，一会儿黄，一会儿蓝，殊无风浪，殊不陌生。蛇口的龟山别墅，躲在大南山脚下，并不打眼。袁庚住的那幢别墅，格局更像老式大院里的宅子，室内陈设尤其中式。当年蛇口的鸡尾酒会，纯粹是生意应酬，龟山别墅里没有此类酒会的专属空间。蛇口速度，蛇口效率，那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价值准则，能对所有淘金者的胃口。越是贫穷，越是落后，越是能在基本的启蒙后获得觉悟，并且立即付诸行动，追求最快速度和最有效率的脱贫致富。蛇口的精神，蛇口的理想，也是经典的，没有超出20世纪中国政治菁英、社会菁英、工商菁英的经验范畴。这就是为什么在上个世纪80年代竟然会有那么多的中国内陆的人们理解蛇口、追随蛇口的原因。所以，深圳的西海岸，没有真正的意外。
东海岸则不然。
东海岸是陌生的。即便是来深多年的“老深圳”，也未必熟悉深圳的东海岸。
东海岸的大梅沙、小梅沙，是早年间深圳人看海的地方。许多人是带着青岛、北戴河的海滨浴场印象去到大小梅沙戏水的。对于那些刚从内地过来的NEWCOMER来说，这种小儿科的沙滩戏水已经是刺激、新奇的人生体验了。大多数“深圳佬”就是靠这样的经验打底，再去旅游巴厘岛、夏威夷，并且做到了气定神闲。深圳人就是这样，他们对深圳东海岸的了解大多止于梅沙、南澳、大亚湾。当《中国国家地理》把深圳最东端的海柴角列为中国最美的八大海岸之一的时候，许多老资格的深圳人都认为这只是炒作。他们没有去过海柴角，他们也没有去过几个真正优美的海岸。
东海岸超越了传统的蓝色工商文明的意义。东海岸予人最深的印象不是工商层面的，而是生活层面的。年度深商峰会在东海岸举行，海洋文明的著名布道者王鲁湘来做主讲嘉宾。他除了公开肯定深商是蓝色的，还私下聊起，深圳东海岸最值得北京那家医院治白癜风白癜风如何治疗